抗日先锋张楚琨

张楚琨，1912年出生在泉州的一个教师家庭，父亲早逝，家境清贫。1923年随家人“过番”到新加坡，后回泉州就读于培元中学，并到上海深造。1932年毕业于上海公学大学部后，任教于上海泉漳中学和泉州培英女中，并参加上海反帝大同盟等组织，在南洋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在峥嵘岁月中成长为抗日先锋、反法西斯坚强战士。

组织“民先队”

追随陈嘉庚

张楚琨在上海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曾3次被捕坐牢，后因病保释。1934年回新加坡，继续从事抗日活动。　　张楚琨与陈嘉庚的交往，是在“七·七”抗战爆发之后，当时陈嘉庚任新加坡筹赈会主席。1937年，张楚琨受聘在陈嘉庚创办的《南洋商报》工作，任《狮声》副刊编辑兼评论员。在他主持下，《狮声》尽量刊登抗战救亡的作品，成为南洋华侨华人读者所喜爱的文艺园地。当年12月，张楚琨、施方平等发起和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南洋总队”，他任宣传部长，协助陈嘉庚先生领导的“南侨总会”以筹赈难民的名义从事抗日救亡工作，筹集资金支援祖国的抗日战争。陈嘉庚非常重视张楚琨的“民先队”的工作，并以星华筹赈的名义，每月600元叻币资助民先队活动。在新加坡，“民先队”就有1万多人，主要的工作是捐款筹赈、抵制日货、制裁奸商等。后来，马来亚、缅甸、泰国、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华侨华人纷纷组织起来抗日团体，和新加坡“民先队”取得联系，总计有数万队员，成为陈嘉庚抗日救亡群众基础爱国力量。张楚琨追随陈嘉庚先生，长达25年。正如海外研究陈嘉庚专家杨进发博士所说：“在星华文化界人士，能够影响陈嘉庚社会事业的张楚琨是其中一人。”

1939年8月，张楚琨以《南洋商报》特派员和驻重庆记者的身份，回祖国报道抗战情况，在国际上发表大量战地通讯，广泛采访国共双方高级将领和政治领袖，包括董必武、周恩来、叶剑英、和叶挺等人。在重庆，张楚琨向周恩来汇报陈嘉庚在南洋的爱国活动以及鼎力支持抗战的政治立场。

为了帮助侨领陈嘉庚更好地了解国情，张楚琨曾送一本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中文译本给陈嘉庚，并介绍道：“国共摩擦很厉害，大家想弄清谁是谁非，这是美国记者访问陕北的亲历记，看来报道还客观，可供参考。”1940年，张楚琨参加陈嘉庚组织的“南侨慰劳团”，担任慰问团秘书，不避艰险奔赴战场慰问抗战将士。

1942年新加坡沦陷前夕，张楚琨与郁达夫等进步文化人士流亡印尼，险遭日军所害。1945年抗战胜利后，张楚琨经营国际贸易，与朋友高云览合购两艘远洋轮船，为山东解放区运送物资，后将船捐献给国家。

光大嘉庚伟业

发起组建集大

建国前夕，张楚琨回到祖国，参加新政协，相继担任政务院情报总署专员、新华社华侨广播编辑部主任，参与筹建中国新闻社，任副社长，还担任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员。他参加创建全国侨联，1956年全国侨联成立，任中国侨联副秘书长，实际负责具体工作。遵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张楚琨调任厦门市副市长，长达7年，他尽心尽力协助陈嘉庚再创辉煌伟业，长期兼任厦门大学校务顾问、华侨大学董事、集美大学筹建人之一。

作为陈嘉庚先生的秘书，张楚琨长期工作在陈嘉庚身边，总是以陈嘉庚的爱国精神、人格力量和工作态度勉励自己、教育他人，成为陈嘉庚信任的得力助手，无论是在工作上还是生活上，张楚琨都堪为世人楷模。自全国第三次侨代会后，因患严重脑血栓一直担任中国侨联顾问，并从1991年起兼任中国华侨历史学会会长。虽退居二线，长期与疾病作斗争，仍坚持天天上班。充分发挥与海外关系众多、在东南亚影响力大的优势，为侨务工作以及中国华侨历史学会的建设和中国华侨博物馆的筹建奔走呼吁、殚精竭虑，仅募集捐款一项，就分别为侨史学会和华博筹集150万元、500万元，有力地推动了侨务工作的开展。他还兼任华侨大学董事、厦门大学顾问和厦门华侨博物院行政委员会成员，为家乡文教事业的发展做出很大贡献。他发起组建集美大学，随团赴海外为集美大学筹措教育经费1500万元。

作为历史见证人，著有《滇缅公路考察记》、《南北战场印象记》，主编有《回忆陈嘉庚》。

（王毅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