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认中美关系的新变化，意味着必须要用新的思路和新的框架来指导已经变化了的中美关系，增信释疑，共同努力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皇甫平丽
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2日至25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并于9月26日至28日赴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
这将是习主席首次以国家元首身份对美进行国事访问并在联合国大会上讲话。以此次重要访问为契机，中美将如何扩大一系列双边、地区和全球性议题合作，建设性地管控分歧，使中美关系保持在健康、稳定、持续发展的轨道上，受到各界的关注和期待。
《瞭望》新闻周刊邀请多位知名美国问题学者，就中美关系的发展与变化、如何保持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如何进一步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等话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专家名单（排名不分先后，以姓氏拼音首字母为序）
阮宗泽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
陶文钊 (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王发恩 (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
王缉思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袁 鹏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
赵明昊 (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中美关系合作面远大于分歧和矛盾
袁鹏:1979年建交以来的36年，中美关系总体发展不错，我总结了16个字——“斗而不破，和而不同，起伏不定，螺旋上升”。前8个字讲的是基本经验，后8个字讲的是基本规律。由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文明文化、发展阶段等等不同，中美关系的发展从来就不是也不可能一帆风顺。所谓“起伏不定”，是中美关系的一种常态，但总体趋势则是螺旋上升，往前推进。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斗争有策略、合作有节制，把握中美关系的大方向和小细节。
迄今为止，两国已经搭建起近百个官方正式对话机制，两国年贸易总额已经突破了5500亿美元，几乎是中国同整个欧盟所有国家加在一起的总和，也大于中国-东盟贸易总额。其他方面，如两军交流、人文交流也取得了重大进展。
两国高层对稳定和发展中美关系有高度共识，两国工作层也保持密切深度的沟通交流；另一方面，两国有更繁重的任务要完成。我们要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美国面临乌克兰、中东、俄罗斯等一大堆烦心事。双方都希望保持中美关系稳定以服务更高的战略目标。所以我自己对中美关系的未来是有信心的。
王缉思：总的来看，中美关系没有发生质的下滑，两国高层有加强接触和合作的强烈愿望。因此，我对中美关系是乐观的，中美关系不会走上对抗的不归路，更不可能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
王发恩:中美建交36年来，两国之间结构性矛盾引发的分歧和对立是有目共睹的，这种分歧和对立有时甚至是很严重的，但主流的和积极的因素，在中美关系的关键时刻，发挥了主导作用。这说明两国都认识到，中美关系对世界的重要性和双方之间的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和矛盾。否定了这一点，也就无从解释今天的中美关系。
我对当前中美关系谨慎乐观。双方在网络安全、南海等问题上仍有严重分歧，在美国大选期间这些更会被一些人拿来说事。受制于国内形势、党派利益之争，美国也可能会做一些不利于中美关系的事情。但有一条是可以确信的，即尽管有分歧和矛盾，但中美双方都有管控分歧、风险的政治意愿。
中美关系正在发生有别于过去30多年的重大变化
袁鹏:在美国大选季已经铺开的大背景下，美国战略思想界掀起新一轮对华政策大辩论，其中不乏负面的言论。
但我相信，奥巴马本人及其团队对于发展中美关系仍是态度积极认真的，对华政策基调也尚未出现根本性松动。
问题是，美国究竟如何适应变化了的中美关系呢？对于这个大的战略性课题，目前还看不出美方有成体系的、符合客观实际的战略性选择。
阮宗泽：美国国内新一轮对华政策辩论中，有唱衰中美关系的声音。这些怀疑和批评的声音表明，美国正在对中美关系重新进行反思和评估，也说明了美国对中国未来的走向没有底，我们要高度重视。此次习近平主席的访问将展示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不移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宣示这种连续性有助于塑造、引导对中美关系的讨论。
袁鹏:需要看到，中美关系确实正在发生有别于过去30多年的重大变化。这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力量对比的变化。这个变化还处于量变过程中，没有发生质变，但在质变的临界点上。看看去年GDP的总量，尽管中美还有大约7万亿美元的差距，但毕竟全球只有中美两国超过10万亿美元，无形中将中美力量对比的变化放大了。国际舆论看中美，已不再是以“强-弱”、“超-强”视角了，而是形成了“老大-老二”范式。
第二，战略态势的变化。美国推进亚太战略“再平衡”，全球战略重心首次放到了亚太——中国的家门口，中国则推进“一带一路”，规划新时期的周边外交战略，在亚太地区强调更加奋发有为。如何实现亚太和平共处，成为中美关系中重大的战略性问题。
第三，战略基础的变化。冷战后中美有共同的经贸利益，“9·11”事件后有共同的反恐任务，这些都是支撑中美关系发展的基础。但近期人们突然发现，这些基础要么在消失，要么在弱化。旧的基础在弱化，新的基础未形成，中美关系这艘巨轮出现一些漂流就不奇怪了。
第四，战略环境的变化。比如，两国领导人强调中美之间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然而一些媒体却始终充斥着中美对抗或冲突的言论，使中美关系的客观面貌难被全面捕捉。而所谓“第三方因素”绑架中美关系的现象愈加明显。中美之间最近出现的一些矛盾，往往是因为日本、菲律宾等第三方，这是以前罕见的。
力量之变、战略之变、基础之变、环境之变同时在发生，说明一个基本事实，中美关系已经变了，我称之为中美关系正在从量变到“部分质变”。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兰普顿教授称“中美关系到了临界点”，我想指的也是这个意思。
承认中美关系的新变化并非意味着说中美关系一定变坏，我们必须要用新的思路和新的框架来指导已经变化了的中美关系。
赵明昊:中美关系最明显的变化在于双方的合作与竞争同时在增强，南海、网络安全等成为双边关系中新的棘手问题。
积极因素是，双方都意识到要更加主动地、更加有力地“管理”分歧，不能任由中美关系滑入“战略对抗”的境地。
值得注意的是，中美关系近年在气候变化、军事关系等领域取得的新进展，尚没有得到舆论的充分重视和肯定，包括中美合作应对非洲埃博拉疫情。应该看到，中美两国政府实际上一直在努力锻造“合作”的习惯。
阮宗泽：当前中美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走到了一个新的关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美关系要重新审视未来发展方向。
中美关系面临的是寻找一个新的动力的问题，同时也面临进一步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机遇。双方应确认中美有一个可预期、健康稳定发展的未来，构筑合作共赢的关系，而不是重复历史上大国对抗的零和局面。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避免战略对抗的重要途径
赵明昊:研究冷战时期美苏危机的知名学者、哈佛大学教授格里汉姆·埃里森指出，如果中国和美国不能做得比古希腊人或20世纪初的欧洲人更好，那么，21世纪的历史学家也将用“修昔底德陷阱”来阐释中美之间的冲突与灾难。
借古喻今具有启发性，但常常也会出现简单化的历史类比，从而误导人们对当今事务的观察和理解。
因此，单单是实力的崛起并不必然导致激烈冲突，崛起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战略，守成大国如何回应挑战，这些因素也是相当重要的。
如果要为中美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寻求历史教训，仔细研究中美关系自身发展的历史（如何化敌为友、相互妥协、斗而不破、避免摊牌）也许更有针对性。
王发恩：面对力量均势的变化（尽管中国与美国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美国能否真正接受现实，与中国携手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共同创造一个新的未来？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主张是避免战略对抗的重要途径。从目前来看，还没有比这更好的选择，尽管美国人不愿心悦诚服地接受。
基辛格在其新著《世界秩序》也谈到了新型大国关系。他说：“中国的崛起在21世纪构成类似的结构性挑战。21世纪的主要竞争者是美国和中国，两国的总统（主席）誓言通过一种‘新型大国关系’避免欧洲的悲剧重演。这一概念需要共同详尽阐述。它可能是这两个或其中一个大国作为一种战术策略提出的。尽管如此，它仍是避免重复以往悲剧的唯一道路。”
基辛格肯定了新型大国关系“是避免重复以往悲剧的唯一道路”。应该说，新型大国关系的主张是一个战略构想，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它将从根本上摒除国际政治关系中的零和思维。
警惕不要让低层级、次要的分歧上升为主要矛盾并被其绑架
赵明昊:建设新型大国关系，没有现成教科书可供遵循。要想解决这一世纪难题，中美唯有“逢山开路、遇水搭桥”。
美国一些人对中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的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存在一些误解，有些半推半就。首先需要在理念上继续深层次的沟通。实际上，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中美双方的共同需要。
其次，要切实补足中美互动的“规则赤字”。在海洋、网络、太空等领域，中美之间的接触和互动越来越频繁。而如何管理在这些战略性领域的关系，尚缺乏行之有效的规则体系。如果没有“交通规则”，中美两个“大块头”就有可能撞车。
第三，中美要做“全球稳定”的共同维护者。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仍然乏力，国际经济治理改革遭遇瓶颈，多边贸易体制受到冲击，中美有必要在宏观经济政策上进一步加强协调。全球“不稳定”因素在多个地区正急剧涌现，将威胁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中美有责任保持战略克制，不要误判对方的战略意图，要看到各自面临的力量限制和现实挑战，力争在共同维护全球问题方面有更大作为，扩展新型大国关系的全球性影响。
袁鹏:中国领导人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做了精神上、理念上、概念上的指引，而其具体内涵和外交实践则需要两国战略界、理论界、学术界群策群力，加强合作；需要两国的工作层通过具体的实践去检验、修正和完善，从而实现从理论到实践再到理论的良性循环，使新型大国关系这座大厦理论支撑更坚实、思想内容更丰富、实践路径更清晰。2014年11月奥巴马访华期间两国签署的《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就是中美两国以实际行动践行新型大国关系的有益尝试。
两国尤其需加深理解彼此的发展道路和历史文化。奥巴马总统在习奥“瀛台夜话”后公开表示，经过同习主席的深入交谈，“进一步加深了我对中国的情况以及中国政府和领导人执政理念的了解。我更加理解中国人民为何珍惜国家统一和稳定”。这种认识，对于未来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设实在难能可贵。加深两国执政者的深度沟通以及两国民众之间的相互理解，是一项必须坚持不懈的工作。
王发恩：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有很长的路要走，尤其需要美国与中国相向而行，需要中美对双边关系加强战略管理，保持对话、管控分歧，并在全球性问题上展开务实合作。两国尤其要警惕不要让低层级的、次要的分歧和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并被其绑架，更要防止因突发事件的发生而导致的冲突。
习主席美国之行将校正中美关系这艘大船的航向
王缉思：中美双方都高度重视习主席此次访问。此次访问双方可能会试图达成这样的成果，向两国人民表示：中美两国还是要正常发展关系的，两国最高层有意愿且有能力控制住局势，使两国关系稳固发展下去。
陶文钊：此访将厘清舆论对两国关系的种种看法，校正中美关系这艘大船的航向，使其继续朝着新型大国关系的既定目标乘风破浪前进。习主席曾经强调要以“积水成渊，积土成山”的精神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美两国之间的合作面远远大于分歧。习主席即将进行的访问，可能在多个方面拓展中美两国合作的领域、继续推进新型大国关系建设。
袁鹏:这次访问具有三个重要历史背景：一是联合国成立70周年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70年历史沧桑，恰逢战后国际秩序面临重大而深刻变革。新一轮国际秩序如何构建、走向何方？国际社会期待听到中国领导人的声音，期待看到新时期中美之间的合作。
二是中国协调推进“四个全面”重大战略布局。在这一背景下，国际社会都希望了解，中国新一轮改革的方向是什么？中国经济能否继续保持强劲增长势头？中国社会政治能否继续保持稳定？
三是中美关系处于重大转折关头。美国对华战略辩论如火如荼，美国大选序幕已经拉开。人们期待此访能够增信释疑，塑造气氛，给中美关系的未来指明方向。
因此，我期待这次重要访问能在如下方面取得成功：一是增信释疑，增强战略互信。对于美国国内许多针对中国新一轮改革种种不切实、不清楚的方面，这是增加理解和信任的最好机会。而美方也需要就中方关切的问题说清楚，讲明白。
二是扩大合作。盖过负面声音最好的东西，就是把中美合作面做得更大。其中经济合作最值得期待。中国经济形势出现新变化，美国经济也刚脆弱复苏，世界经济总体形势低迷，人们期待此访能体现中美经济合作，不仅共同助力中美经济发展，而且体现世界第一、二大经济体共同引领世界经济走向复苏的大国责任，正如去年中美气候变化协议在气候变化这个全球性问题上展示了中美合作一样。
三是管控敏感问题。美国关心的南海、网络问题，中国关注的美国亚太同盟体系、台湾问题等，注定无法回避。关键是求同化异，管控分歧。
四是规划未来。元首会晤的意义在于抓大控小，登高望远。尽管奥巴马余任不多，但中美关系已经到了这样一个阶段，需要最高领导人着眼长远，深谋远虑，共同规划。从这个意义上讲，习主席此次美国之行注定会是一次具有历史性意义的访问。
赵明昊:期待此访为中美关系发展增添新的“战略性引领”，推动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网络问题磋商、军事交流、气候变化等领域的合作更进一步。
希望中美两国领导人从“国际秩序”的高度审视和讨论中美关系的发展前景，并促动两国的战略界人士进行更多理性的、有前瞻性和建设性的思考。
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推动下，中国正在进入发展的新的重要阶段，有很多不同于过去30多年的新特点，应推动美国适应中国发展的“新常态”，确保中国继续拥有一个和平稳定有利的外部发展环境，并为中国更好地承担国际责任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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