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综合报道】编者按：非法的“占中”行动是2014年发生在香港的大事，尽管在持续79天后落幕，但其阴影仍在。“占中”给香港社会带来的影响和创伤是巨大的，往回看，围绕这场行动，围绕香港的发展和命运，都有很多值得深思之处。《环球时报》记者联系采访了来自美国、英国、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和中国内地的6名关注香港问题的学者，今天的年终特别报道，为读者呈现他们在香港问题上的见解。这6名学者是：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卜睿哲，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亚洲研究中心高级客座研究员马丁·雅克，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项目副教授吴逢时，马来西亚前总理政治秘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学者胡逸山，香港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陈文鸿，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台港澳研究所学者张建。
“占中”爆发的背景原因很多
环球时报：对于香港“占中”引发的纷争，有分析称香港社会从未面对如此巨大的政治分歧与社会动员，这样的情况出现的根源是什么？
陈文鸿：表面看，“占中”与反“占中”之争是香港社会各界对普选有分歧，实质却是近年香港社会各种矛盾的爆发。回归17年，香港发展停滞不前，经济结构长期以金融为主，结果是中产阶级萎缩，中下收入层扩大。在生活压力和房贷压力下，社会不满日增，年轻人的情况更为恶劣，社会似乎失去向上流动的机会。
吴逢时：“香港社会从未面对如此巨大的政治分歧与社会动员”这个观察一半准确，一半不。“社会动员”是的，尤其是从大规模游行、示威、静坐和公共秩序受损持续的时间看。但“政治分歧”并非只这次有。
香港政治过去20年经历了从集权到社会化的核心转变，从殖民政府走到现代意义上的高度自治政府，政党和公民社会都蓬勃发展。法治，政治架构开放，加上社会力量上升，在现代网络和通信科技支持下，2014年香港社会的动员当然就很迅速，普及面也广。香港目前的经历——政治权力的急速社会化——与大多数后殖民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轨迹一致。如果能暂时撇开这次争论问题本身的讨论，应该看到香港社会和政治总体发展的一面。
卜睿哲：我认为最主要的一点是，香港中产阶级的地位在回归后恶化，并且，恰当或不恰当地，他们将此归咎于经济与政治权力集中于支持北京的富人手中。他们试图通过寻求民主以降低这种集中。他们抗议是因为这是参与政治的唯一途径。
马丁·雅克：2000年我在构思《当中国统治世界》这部新书时，就在香港生活，同时关注整个中国的变化。所以14年后，看到香港发生的“占中”行动，我有特殊的个人感受。这一事件背后原因很复杂，但我相信多数港人并没有失去理性。所谓“占中”之争，是一些人对于香港目前社会现状的不满所致，加上外媒一些夸张甚至是曲解报道，让更多不明就里的人参与进去。
胡逸山：十几年前，我曾在香港陆陆续续生活过好一段日子，坦白说直到现在还怀念不已。爱香港之处，在于香港这种中西合拼、华洋杂处的氛围。然而，也许正因为这种“双重性格”，东西方的各种社会理念免不了会在香港产生一些冲击。法治对上权威、民主对上集权、自由对上专制，各种理论与实践的冲突，也许就在最近的这场风波里都被掏了出来。唯一东西方大相径庭的理念皆深受其害的，也许还是“均富”这一崇高目标无论在华在洋皆未能得以真正体现，在香港尤其如此。
张建：中央政府对香港的方针政策根据香港的现实情况进行了不断的调整。虽然如此，仍出现了2003年的香港七一游行，2012年的反对国民教育大游行等。在过去的这么多年，“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被重点强调，而核心的“一国”则遭遇有意或无意识的忽视。这导致香港在对中央和内地的融合和认同方面缺乏制度上的设定，导致香港在与内地和中央的关系平衡方面出现差异，总以为“你是你，我是我”，忽视自身只是中央管制下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
香港在走向衰落吗？
环球时报：很多人说，香港变“乱”了，是这样吗？香港在步入衰落吗？
吴逢时：香港并没有“大乱”，已经恢复常规。对于法治、文明秩序的偏好没有减退，社会所依存的基本价值观、文化元素都没变。改变的是年轻一代对政治的理解，对如何表达不同意见的方式的理解。2014年可能开启了香港抗争政治的时代，妥协和调解不会时髦，所有政治纷争可能从此都会以社会戏剧的方式展现出来，都要以零和博弈来收场。
陈文鸿：不好说，关键要看特区政府未来怎么做。1967年，香港社会发生动荡，港英政府于是推行麦理浩新政，改变殖民地政府一直以来的劣政。首要是肃贪，其次是房屋政策，推动工业的经济政策，包括香港产业多元化政策，使得香港政治社会和经济进入新的现代阶段。在后“占中”时期，特区政府要做的便是相近于麦理浩的新政，加强行政主导。在这方面，政策要落到实处。
马丁·雅克：如今的香港衣食住行仍然有条不紊，没有变成曾经的突尼斯或埃及。现行制度让社会有条不紊地运作，这正是“一国两制”合理存在的形象解释。香港在过去十年，总体看仍获得成功发展。环顾亚洲其他曾被用“龙”“虎”等动物形容的国家或地区，可知道世界经济起伏对其打击之大，而它们真正复苏的周期也比香港要长。
胡逸山：我不认为香港在步入衰落。反之，如大家能认真、踏实地面对上述矛盾，香港的前途还是光明的。香港人拥有无比的韧力，把逆境转变为顺境的例子比比皆是：以前贪腐恶名昭彰，现在廉政建设堪为世界典范;1998年金融危机经济岌岌可危，港府毅然入场扶市击退巨鳄……
张建：表面看，香港仍是一个国际性金融中心，依然很繁荣。但香港GDP占内地比例和香港对内地投资所占比例等都在下降。北京和上海的GDP已超过香港，广州和深圳一两年内也将赶超。从这个角度说，香港的发展相对缓慢。
当然，香港在法治、税收、金融中心、航运中心和贸易中心的制度建设方面是有领先优势的。但是，在近年发生的政治运动冲击下，如果不快速解决出现的问题，香港的发展方向和发展动力将受到严重影响。
绕不开的适应和竞争
环球时报：现在人们常常提到香港面临的竞争，新加坡和上海等城市对其挑战有多大？
吴逢时：过去15年，新加坡一直在赶超，不仅仅是单纯经济指标，更在经济结构、核心增长行业、高端技术研发、高等教育等方面。我在港新两地的科研经验是，后者的社会科学领域国际化程度更深，确实建立了一个西方之外的多元文化交流中心;比较政治学和国际政治的学科发展更全面，不同专长的学者往来更频繁，学术界不是非左即右、以观点划分立场。
陈文鸿：一直以来，香港都稳守全球第三大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在亚洲，东京也未能与香港竞争，上海更不用说，但新加坡的竞争威胁颇大。全球金融已经24小时不停运作。24小时可分成3区：纽约、伦敦与香港三分天下。不过，香港并非不可替代。香港优胜之处在于国际化人才的总量和国际化视野、关系和能力。一旦这个因素弱化，香港便会出问题，跨国的金融体系会找另一个亚洲地点来做24小时的连接。
胡逸山：香港与新加坡皆为本区域重要金融中心，彼此不是处在竞争位置，而是相辅相成。香港主要服务庞大的大中华市场，新加坡服务东南亚市场。它们最大的优势皆为拥有完善、与国际接轨的法治环境与建设。随着由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逐步展开，这两大市场的互动会更频密，港新两地的桥梁角色也会更重要。
张建：上海从去年开始建设自贸区，今年金砖国家开发银行落户上海。这两大动力能够很快提升上海金融中心地位的建设。如果香港不能发挥整个中国金融中心的作用，中央就会更加依靠内地的金融中心。在整个中国全面崛起的格局下，如果香港不把握这个发展机遇，将错失发展快车道，上海就会超过香港。
大家都说香港和上海是互相竞争的两个城市。我多次去香港，与港府官员和社会各界交流，很多人都提到上海的发展可能会冲击香港。竞争是存在的，但如果两地能够用更多方式进行合作，可能对双方都有利。比如自贸区建设，比如金融中心的建设，大家都互有优势，互有劣势。
环球时报：迅速崛起的中国内地必然会导致香港被边缘化吗？作为中国的一个城市，香港未来应当怎样发展？
卜睿哲：香港目前仍在一些领域，如金融、物流及其他贸易服务领域，保持着强大竞争力。香港的成长与中国内地的成长可以相辅相成。这并不是一场零和博弈。香港出现问题更多在于香港发展红利的分配不均及因其而产生的政治分歧。
马丁·雅克：我不认为中国内地的发展会给香港带来威胁。中国实在太大，没理由说，只建立一两个中心城市就指望其去支撑全国的经济。香港不是要被上海超越，而是首尾呼应，相得益彰。中国会建起更多行业中心城市或地区，因为中国需要消除地区间的发展不平衡。其实，只有将香港故事更多地在中国内地成功复制，中国的经济发展才会更平衡，而最终困扰香港的一些老问题，也才能够最终消失。
陈文鸿：习近平主席上台后，提出“一带一路”的新国际政策，除了南美，囊括全球的新兴市场经济。这给香港带来很好的发展机遇。香港可以扮演一个重要角色，为中外经济来往提供知识型服务，而不只是航运服务。此外，香港应该重启工业化。生产的价值链不一定要在工厂完成。以日本为例，大部分工业设计和销售都在东京进行。所以近年日本人口不断减少，但东京人口反而增加。近年香港周边地区经济发展快，可以给香港带来很大机会。
20年后的香港什么样？
环球时报：能否预测一下20年后香港会是什么样？
马丁·雅克：希望再过20年能够看到香港以不同面貌示人，相信“一国两制”会让香港和珠三角地区的其他城市联手变成一个更广阔的经济活动区，到时香港对于世界经济来说，不再是一个门户城市，而是一片繁荣地区的一角，就像一张方桌，让人感到稳固，而不再有独木难支的担心。
卜睿哲：这是最难回答的一个问题。我的猜测是，如果香港能且只有做到以下几点，它将保持今日的面貌：A.像它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便成功做到的那样，继续找到推动经济增长的机遇;B.香港改革其自身的经济体系，以减少权力的集中，让香港成长的红利为更多人分享;C.香港能够建立一个高效的治理体制，将高效廉洁的行政当局和民主遴选长官的机制有效结合起来。
总体说，香港必须做好经济和政治两个领域的改革。如果只做好一方面，而另一方面没做好，结果都将不会令人满意。如果两方面都未做好，结果将会是灾难性的。
陈文鸿：我预计，香港与广东将会形成一个大珠三角地区，成为全球竞争力最强的大都市，但香港的国际化程度会比广州高。
胡逸山：(香港会是)一个自由、民主、繁荣的大都会，居民仍然勤奋上进，创造一个又一个奇迹，唯在均富与宜居方面尚有很大改善空间。
张建：按照国家规划，20年后中国将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那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如果香港能够抓住机遇，未来其地位将像纽约之于美国。但如果香港还是不断出现社会问题，或者出现一系列政治运动，香港将错失发展机遇，将可能不仅不能成为亚太地区的重要城市，就整个中国来讲，它的重要性也将下降。就像特区某位官员说的，香港可能仅成为珠三角地区的一个领头城市。(本报驻香港记者 凌德 本报驻英国、美国记者 纪双城 翟翔 本报记者 杨澜 屠丽美 张倍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