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集体贪腐:"最肥"科级单位班子变身分赃会成员

“史上最肥科级单位”

班子成员变身“分赃会”成员

在上打老虎、下拍苍蝇的反腐中，一个比打超级大老虎更难下手的问题——基层的集体腐败，逐渐浮出水面。

集体腐败，通常也被称为腐败窝案或共谋性腐败，指的是多名官员结成同盟、共同开展腐败行为的现象。

像深圳沙头角海关这般，在腐败行为上达到如此高度默契共识，实在不足为怪，这或只是腐败界的一种“黑暗文化”。4年前，“史上最肥科级单位”的曝光——湖南省耒阳市矿产品税费征收管理办公室“组团”贪腐案，也曾亮瞎公众的眼球。

一个拥有770人的事业单位，100余名干部职工涉案，其中55名中层干部被立案侦查。从主任罗喣龙到8名副主任、党组成员以及下属各站点站长、班长，高、中层干部几乎“全军覆没”。

耒阳市位于湖南省衡阳市东南部，煤炭可采储量5.1亿吨，是全国产煤百强重点县(市)之一。耒阳市矿征办成立于2004年，下设11个收费站，50多个收费点遍布耒阳全境。按照规定，耒阳境内所有运煤的车辆按载货量向矿征办缴纳相关税费，税费为每吨煤70元至80元。按此计算，一辆运煤车辆需缴纳的税费动辄以千元计。矿征办每年为耒阳市创造数亿元的财政收入。由此，耒阳市矿产品税费征收管理局也被称为耒阳市“第二财政局”。

由于掌握着煤炭资源税费征管大权，矿征办在耒阳是个肥得流油的单位。

据参与侦办这起窝案的衡阳市石鼓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赵奇介绍，耒阳市矿征办员工“搞钱”的主要方法是私放煤车及收款不入账。据了解，每天经过矿征办收费站点的运煤车辆络绎不绝，当班员工稍微松一下手，每天放行几辆煤车或者少收些税费，车主们就会乖乖地送上大笔“好处费”。

“进了矿征办，想不发财都很难。”在耒阳市一直流传着这样的说法。而要铺平这条发财之路，必须要打通一个关键人物，那就是——时任耒阳市矿征办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的罗煦龙。

耒阳市矿征办下设的11个税费征收站里的工作人员绝大多数是招聘的合同制人员。这些合同工只有提拔当了征收站的站长以后，才能解决财政事业编制，才能“转正”。掌握这一“生杀大权”的人，正是罗煦龙。而罗煦龙也因此拥有了滚滚的“财源”。

不过，在这起惊天大案中，受贿并不是最引人注目的“亮点”，更令人吃惊的是领导班子的“集体腐败”。据该案办案检察官透露，在耒阳市矿征办各下属站点流行着一个“潜规则”，即每次非法所得都会按一定比例分成，通常是百分之七十由站内员工私分，剩下的百分之三十送给矿征办领导。在收受下属站点的“进贡”之后，矿征办领导对下属站点的贪腐行为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与此同时，耒阳市矿征办领导采取“集体决策”方式，为班子成员和部分中层干部捞取巨额奖金。检察机关查明，自2005年至2009年，耒阳市矿征办在主任罗喣龙主持下，班子成员集体参与讨论决策，采取虚报超收数额套取“超产奖”、伪造部分站点发放“奖金”名册、截留部分站点“奖金”等方式，套取资金为班子成员和部分中层干部发放“奖金”，先后贪污公款57万多元。

“在耒阳市矿征办，所谓的班子成员，不如说是‘分赃会’成员更确切。”赵奇说，“从调查的情况看，耒阳市矿征办领导班子每次私分公款都是采取集体决策的形式，从主任、副主任到部分中层干部，按照职级不同，领取‘奖金’额度也不同。”

这帮人上下勾结、沆瀣一气，导致国家应征税费收入大量流失。在罗喣龙等人被查处之后，2009年11月至2010年10月间，耒阳市在煤炭产量没有增加的情况下，煤炭税费收入猛增1亿元以上。

清水衙门的“一潭浑水”

水利工程招投标乱象丛生

在人们固有的印象中，个别权力部门出现“集体沦陷”现象不足为奇。不过，近年来，随着国家在水利、环保、科技等领域的投资激增，这些平时不大为人所关注的“冷衙门”也渐成窝案多发地带。

2014年8月25日，中纪委主管的《中国纪检监察报》披露，近年来，江西省九江市纪委联合公安、检察等部门组成“捕鱼行动”专案组，成功查处了以该市水利局原党委书记、局长裴木春为首的一批腐败分子。

九江市水利系统腐败窝案共有158人涉案，其中党员干部125人，处级干部16人，科级干部89人。全案共移送司法机关处理17人，收缴违纪违法款7600余万元。

在九江，每次有水利项目招投标，都有一批“专业代理人”参与，他们手中拥有全国各地多个水利公司的投标介绍信，通过相互串通，私下达成围标协议、借用资质、“卖牌”、买通评委等各种方式，非法取得水利工程项目。这些代理人只管中标不做工程，因此中标后多数卖给其他公司从中获利。

2005年以来，建设队伍要想在九江地区投水利标就要挂靠九江市水建公司，而水建公司则从中渔利。据统计，水建公司总经理胡江任期内，共取得九江市6亿余元的水利工程项目。此外，九江市水建公司还长期与各县区水建公司合作，买断市水建公司在该县区的投标权，各县区水建公司向市水建公司上交管理费。

江西中申建筑公司董事长张平从九江水建公司“下海”后，长期从事水利工程非法投标活动。2008年，九江市八座中型水库对外招标，张平邀集万某、于某分别借用数十家公司资质参与投标，水建公司同时也借用了多家公司资质参与投标。市水建公司为了中标，支付给张平及其同伙70余万元，让他们放弃中标。2009年，九江市十里河I期工程对外招标，刘某、胡某分别借用多家公司资质参与投标，水建公司也借用了6家公司资质投标。刘某和胡某为中标，就通过张平找到胡江串通，愿意支付给水建公司54万元，随后，刘某、胡某顺利中标该工程。

高某，原为九江市湖口县张青乡木匠。一次偶然机会，高某经人介绍为裴木春装修住房，因与裴木春是湖口老乡，常在一起吃饭喝酒打麻将，后来发展成为铁杆朋友。两人相互利用、狼狈为奸。裴木春利用职权将高某安排到水建公司上班。

在九江市河道湖泊管理局下属企业和强公司改制时，裴木春将信息告诉高某，帮助高某提前做好准备并采用围标方式竞得和强公司承租权。高某则投桃报李，承诺让裴木春在和强公司占有一定股份，并先后送给裴木春人民币6万余元，三次出资为裴木春装修房屋。

办案人员分析认为，在九江市水利局一案中，官员腐败被查，错不在人，错在思想、错在意识、错在行为；错不在制度，瑕疵在制度的落实、执行力度。对于人与制度，需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仁治与法治相结合，才能从根本上杜绝腐败。

这样的分析在多起类似窝案中皆被印证。如2011年检察机关在浙江省运管系统查办窝串案，发现围绕审批流程形成了道路运输管理系统的“潜规则”——涉案人员把运输企业逢年过节的“孝敬礼卡”当成正常灰色收入，并主观地认为这是“潜规则”，见者有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