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中东政策为何犹豫难决

想要撤离不容易：

美国在中东战略收缩引发新问题

事实上，从小布什政府后期，美国就出现中东战略收缩的迹象。当时，小布什向尼克松时期的高层智囊基辛格请教，是“尼克松主义”抬头的先兆；撤换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则是政策转折的风向标，这与美国当年在朝鲜战场撤换麦克阿瑟、在越南战场上麦克纳马拉辞职异曲同工；将伊拉克安全部队推向前线，实行“伊人治伊”，这与当初在越南战争中推行“越南化”政策如出一辙。2009年奥巴马上台后，美战略收缩的幅度更趋加大：2009年6月初，奥巴马在开罗发表缓和与伊斯兰世界关系演讲，完全可与1969年尼克松在关岛发表“尼克松主义”比拟。

数年来，美国中东战略收缩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降低反恐调门，并在2011年从伊拉克撤军，准备于2014年从阿富汗撤军。二是在2011年中东剧变后，美国虽在叙利亚、利比亚等国策动政权更替，但主要采取经济制裁、资助反对派等“文斗”方式，拒绝直接军事介入。如2013年8月叙化武事件曝光后，奥巴马无视“使用化武就动武”的承诺和盟友怂恿，接受了“化武换和平”方案。三是在伊朗问题上，美国不顾地区盟友反对，积极回应鲁哈尼“魅力攻势”。两国总统最终实现首次通信、首次通话，僵持十年多的伊核危机首次出现降温趋势，各方先是于2013年11月24日达成初步协议，2014年2月又启动一揽子解决核问题的直接谈判。

美国独霸中东固然是导致中东动荡的渊薮，但中东已出现“功能紊乱”，美国在此关键时刻加速从中东收缩，使中东出现极大的“不适应症”，各种新旧矛盾日趋迸发。

一是教派冲突矛盾日趋公开化。中东逊尼派与什叶派间虽然有矛盾，但长期处于“潜伏期”。2011年中东剧变后，该矛盾被明显“激活”，叙利亚内战升温使该国成为教派矛盾的“辐射源”，以沙特为代表的逊尼派，以及以伊朗为代表的什叶派都将叙利亚视为主要竞技场。伊拉克教派矛盾本就十分突出，而2014年6月“伊斯兰国”搅局，使该国教派矛盾更加激化。而叙伊两国地处中东教派断裂线的中心位置，地区辐射效应明显。中东各国大多是逊尼派与什叶派杂居，如果任由中东教派矛盾升温，将会使这些国家内耗加剧甚至元气大伤，并对地区和整个世界构成持续威胁。

二是极端恐怖势力空前壮大。美国撤军和中东剧变，使地区权力真空增多，持续十年的反恐战争功亏一篑，此前一度收敛的恐怖主义势力重新壮大。一方面，过去鲜少恐怖活动的国家，成为恐怖主义“新天堂”。叙利亚由“和平绿洲”变成“全球圣战”的大本营；利比亚极端势力渐成气候，“利比亚伊斯兰战斗团”死灰复燃，并涌现出不少新的极端组织；埃及变局后，活跃在阿富汗、巴基斯坦的埃及籍“基地”分子纷纷回国，境内被关押的伊斯兰分子也恢复自由，该国恐怖袭击增多。另一方面，也门、伊拉克等国恐情更加严峻。尤其是“伊斯兰国”攻城略地并公开“建国”，意味该国反恐形势已经从量变演变到质变阶段。

三是地缘版图碎片化趋势日趋明显。当前中东地缘版图主要是当年英法殖民者为“委任统治”而人为划定的，各国内部部族、教派、民族矛盾突出，地区秩序基础并不牢固。2011年中东剧变后，中东强人政权纷纷被推翻或遭削弱，致使潜在的部族、民族矛盾公开化，促使分离主义抬头。也门南部重新出现分离呼声，北部胡塞武装拥兵自重。利比亚在卡扎菲政权倒台后，日趋分裂为的黎波里塔尼亚、昔兰尼加和费赞三部分，要求实现联邦制等分离主义倾向日益增强。伊拉克局势在伊战后，什叶派、逊尼派、库尔德人之间的教派矛盾日趋升温，使该国一分为三可能性日增。这种地缘分裂苗头，无疑是导致中东局势动荡长期化的祸根。

而2014年6月以来异军突起的“伊斯兰国”则是这种动荡源的总代表，而该组织的兴起与美国战略收缩政策直接相关。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此前在美国和伊拉克安全部队打击下，本已元气大伤，42位高级领导人中有34人被杀或被擒。但美国撤军使其重新壮大起来。2014年6月，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詹姆斯·阿莫斯认为，如果美军没有在2011年全部撤出伊拉克，ISIS就不会占领伊拉克中部，马利基政府和逊尼派之间的政治分歧就不会日益加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