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温斯基称曾拒绝向克林顿心腹的电话装窃听器

她曾经试图抛头露面；她曾经想要深居简出；她尝试过离开祖国；她也出去找过工作。1998年，当她与比尔·克林顿的风流韵事成为全民话题后，耻辱感就一直伴随着她。

她是莫妮卡·莱温斯基。

沉默10年，莱温斯基希望能够帮助那些遭受网络暴力羞辱的受害者，她对于当年把一个24岁的年轻女孩丑化为一个敲诈者的文化表示批评，并且提及女权运动。

今年5月，莱温斯基在《名利场》杂志发表了题为《羞耻与生存》的文章，谈及她同克林顿的丑闻。

脖子上像被烙了个“红字”

“作为性丑闻的主角，感觉怎么样？”

那是我2001年初在纽约参加录制纪录片时遇到的问题。当时我感觉五雷轰顶。

现场有数百名观众，大部分是学生。很多人张大了嘴巴盯着我看，想知道我敢不敢回答这个问题。

我同意参加录制纪录片可不是为了老调重弹，而是为了讨论一些更有意义的问题，比如公共领域对私人生活的侵蚀、再比如性别不平等。

但是我太天真了。

“这个问题是对我的伤害和侮辱，”我竭力保持平静，“而且是对我家庭的侮辱，我不知道为什么整个事件当中人们只关心这些，也许这就是男权社会的必然结果吧。”

全场爆笑，也许他们对于这些话从我的嘴里说出来感到惊讶吧。

这次纪录片的录制经历让我明白，我已经被绑在了耻辱柱上，我可能要习惯于屈辱地活着。这个纪录片和斯塔尔那份445页的调查报告比起来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那份报告描写了很多我和克林顿的亲密举动。但是纪录片播出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深入人心”。

诚然，这不是我第一次因为与克林顿的丑闻受人侮辱，但我从来没有如此直接地面对声讨。我的脖子上就像烙了一个“红字”，时刻提醒人们，我是一个婊子。

第一个在互联网上遭到全球性羞辱的人

在纪录片播出几年后，随着社交媒体的出现，我受到的屈辱更具有毁灭性。在“推特”、YouTube、“脸谱”，以及各大社交媒体上，人们对我的指责就像病毒蔓延一样铺天盖地。十几年过去了，只要你愿意，你还可以在视频网站上观看当年那部对我羞辱之至的纪录片。

我知道自己并不是唯一一个受到公众羞辱的人。互联网时代，没人能逃脱别人的八卦，那些传言半真半假，谎言生根发芽。借用历史学家尼古拉斯·米尔斯的话，我们建立了一种“羞耻文化”。在这种文化中，幸灾乐祸受到鼓励，而网站则利用人们的这一心理从中牟利。

互联网的力量无比强大，甚至可以颠覆一个国家的政权，更不用说弱小的个人了，互联网可以轻易地颠覆一个人的形象。

就拿我自己来说，任何一个人只要轻轻一点YouTube上的链接，我的放荡形象就夯实了一分。观看纪录片视频的人会得到印象：我就是那个实习生、那个泼妇，或者是我们第42任总统口中的“那个女人”。

人们甚至可能都忘了我其实是一个人。

1998年，当我和克林顿的丑闻被媒体爆出时，我成了世界上最丢脸的人。我可能也是第一个在互联网上遭到全球性羞辱的人。

找工作总是被拒绝

丑闻发生后头几年，我想进军时尚业，因为我的名字总是出现在媒体上。然后，我开始变得低调，我最后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是在10年以前。毕竟，我不想拿“臭名”当资本，我拒绝过一个可以让我赚1000万美元的合同，因为我觉得对方的做法不对。随着时间推移，媒体逐渐安静了，我的生活也该继续了。

看着朋友们一个个结婚生子、步入生活正轨，我决定迎接新生，去读研究生。

我搬到了英国学习，挑战自己，逃避人们的目光，并重新构想了我的身份。伦敦经济学院的教授和同学们都非常尊敬我和欢迎我。在伦敦，我没有那么高的“知名度”，也许是因为我把大部分时间花在课堂上和图书馆的原因。2006年，我拿到了社会心理学硕士学位。我希望这是我人生新的起点，从此我可以过上正常的生活。

我在伦敦、洛杉矶、纽约和俄勒冈州波特兰市之间穿梭，参加各种各样的工作面试。因为一些雇主巧妙地提到了我的“历史”，所以我从来不是那个“正好适合”岗位的人。

在2008年的一次面试中，面试官对我说：“事情是这样的，莫妮卡。显而易见，你是一个年轻聪明的女子，和蔼可亲，但我们公司对补贴和政府资助有一定依赖，所以用你是有风险的。我们必须首先征得克林顿夫妇的同意，毕竟希拉里有25%的机会成为下一任总统。”

在另一次面试中，公司接待人员和主考官在面试过程中一直非常紧张，根本无法以平常心面对我，当然，我也没得到那份工作。

我终于认识到，我不可能以传统的方式就业。

曾有过自杀念头

2010年9月，我不再到处找工作，而是进入一个更宽广的领域。我在电话中和母亲讨论了我要换个看世界的角度。我们谈到了拉特格斯新泽西州立大学一年级新生泰勒·克莱门蒂惨死的悲剧。因为与同性伴侣在寝室的亲密行为被室友偷拍上传到网上，不堪社交媒体上网友嘲笑和羞辱的克莱门蒂于2010年9月22日从乔治·华盛顿大桥跳下自杀。

电话里，我的妈妈一直在哭，而且在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她可怜的父母！”

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在1998年我和克林顿的丑闻爆发后，我妈妈为什么绝不让我离开她的视线。那些日子里，她就睡在我的床边，原来是害怕我自杀。

我也曾不止一次动过自杀的念头，但克莱门蒂的悲剧让我重新审视自己的痛苦。也许分享我的故事能够帮助别的受到羞辱的

人。现在的问题是：我该如何讲述那段过往经历。

和克林顿是两厢情愿

尽管10年来我一直保持沉默，但几乎每隔一段时间，我就会被当作国家话题拿出来说一番。比如，今年1月和2月，可能参选2016年总统的肯塔基州共和党参议员兰德·保罗在选前抹黑对手的活动中又把我拎了出来。他指责民主党“对女性开战”，克林顿把工作场所变成了对女性施暴的淫窝，对一个刚刚从大学毕业的20岁出头的女孩大施淫威。

对此，我必须说，虽然我的“老板”(克林顿)利用了我，但在我们俩人的关系上，我是自愿的。虽然他为了保住自己的位子让我背黑锅，但我进白宫之后并没有遭到任何“虐待”。

这些年我试图离开媒体的视线，但我并没有崩溃。经常会有人迫使我再度回首那段往事，几乎每天我的名字都会出现在新闻的链接里，比如媒体在报道法国总统奥朗德的爱情生活时，就会把我和克林顿的旧账又翻出来说一遍。

我也和男人约会，但每次约会，1998年的事都像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我必须小心谨慎，避免和约会对象一起出现在“公共场合”。在弹劾克林顿案之后的最初几年，我有过一个男朋友，一次我约了他一起去看纽约扬基队的棒球赛，却意外发现他和另一个女人已经结婚了。虽然那只是一段“绿卡婚姻”，但我害怕我们在一起的场景被人拍下，可能会被人八卦我破坏别人婚姻。16年来，我交往过的每一个男人都让我认识了一部分自己。所以，无论最后的结果是心碎、流泪还是觉醒，我将永远感激他们。

被希拉里称为“自恋的疯妇”

今年2月，就在保罗参议员把我重新放到聚光灯下的那段时间，我又有了一个新的网络标签——“自恋的疯妇”。

《华盛顿自由灯塔》网站曝光了克林顿夫人的密友、已故政治学教授戴安娜·布莱尔记录的两人通话内容，证实克林顿夫人在当年的丑闻中力挺丈夫，怒斥我是一个“自恋的疯妇”。

根据布莱尔的记录，克林顿夫人接受了丈夫“没有跟我发生真正意义上的性关系”的说法，并相信丈夫努力摆脱我，与我偷情只是一个“失误”，在这件事上，她认为自己也有错，平时生活中忽略了克林顿先生的情感需求。布莱尔2000年过世后，这些记录被捐给了阿肯色大学，《华盛顿自由灯塔》网站在克林顿夫人考虑2016年竞选总统之际将其公开。

从布莱尔的记录来看，克林顿夫人似乎原谅了自己的丈夫，无论如何，她承认了克林顿和我的关系是两厢情愿，不是权色交易。

即便如此，这句话还是伤害到了我。我突然意识到，克林顿夫人应该是知道布莱尔的记录文本的，很可能就是她要求布莱尔把她们的讨论记录下来留作档案的。

是的，我明白了。克林顿夫人希望她对丈夫情妇的态度被记录在案。她可能已经责备过丈夫的不当行为，但我发现她主要责备的目标还是女人，不仅是我，也包括她自己。这就是大家所熟悉的模式了：在每一桩被置于公共领域的问题婚姻中，女人似乎总是失败者。在经过公众目光的审视后，妇女想重新回到正常生活比较不易。

拒绝往克林顿心腹的电话里安插窃听器

当然，克林顿夫人的话还从另一个层面激怒了我——我自恋？我是个疯子？

你们可能还记得，在全世界听说我的名字仅仅5天之后，联邦调查局在五角大楼城市广场诱捕了我。1998年1月16日，只有24岁的我在一间酒店房间里受到主要由男性构成的众多审问者的质询，他们是独立检察官斯塔尔派来的。他们不让我和律师联系，而且威胁如果我否认与克林顿有染，有可能要坐27年的牢。如果我同意把窃听器放入总统两个心腹的电话里，我就可以得到赦免。我拒绝了，我觉得我不能那么做。我究竟是勇敢还是愚蠢？也许我这么做是因为自恋，或者是疯了？

受到女权主义者迫害

陈述这些16年前的往事引发了我痛苦的回忆，尤其是同是受害人的两个妇女，一个却在嘲笑另一个。女权主义者都哪去了？

我非常希望能得到女权主义阵营的理解。我非常需要一些好的、传统的、女孩对女孩的支持。但是没有。

一些女权主义者也加入到了对我和克林顿总统的丑闻指指点点的行列。1998年1月30日，我参加曼哈顿的一场鸡尾酒会，有很多著名的女权运动者都在场。

会上有人对我表示了支持，说当年肯尼迪和梦露闹绯闻，所有人都觉得很浪漫，为什么克林顿和我就成了丑闻？也许唯一的原因是因为我不够漂亮，在男权社会，这就是女人最大的罪过。

也有人说的话很难听，说我以后可以靠出租嘴过日子，有人甚至要求我像对克林顿那样对她。

尽管如此，我对女权主义者仍然有深深的敬意，并且对在过去几十年内通过各种运动促进妇女权益得到更好保障的人们表示感谢。不过，由于我在鸡尾酒会上的经历，我不认同自己是个女权主义者，鸡尾酒会上的那些女权运动的领袖自己就展现出反女性的本质。对于她们来说，不通过攻击和羞辱我来抨击总统并非难事，但她们选择了迫害我。

希望生活不受希拉里竞选影响

我对于和克林顿之间发生的事情感到深深的后悔。当时至少从我的角度看，我们两人之间是纯粹的感情问题。但当时我才20岁出头，还是太年轻了，根本就没有理解生活中的现实，我成为了政治牺牲品。

像许多其他美国人一样，我一直在关注希拉里·克林顿。我对她会不会当选2016年的总统很好奇。如果她赢了，而且连任，会发生些什么？

但是，大多数美国人只是关心白宫会不会出现一个女主人，而我还有另外的考虑。当我听到希拉里是潜在的总统候选人时，就开始担心狗仔队会再度上门。媒体会掀起新的一波“莱温斯基在哪儿”报道高潮。虽然我们都认为我和克林顿先生的关系是私事，不应该被用作政治斗争的武器，但事实上，我很难摆脱政治的侵扰。

2008年，希拉里参与总统竞选，我几乎一直深居简出，拒绝了潮水般涌来的记者采访请求。2012年，我把很多采访计划推到了大选结束之后。最近我发现，这股风潮又有涌来之势。如果希拉里当选总统，我是不是应该再把我的生命搁置8-10年？

一个有良心的民主党人应该意识到，我完全可以作为工具为共和党所用，但我却保持了10年的沉默。事实上，有些人甚至传言克林顿夫妇一定付给我封口费了，否则我为什么能忍住不开口？在这里，我可以保证，我从来没有拿过他们一分钱。

那么，我为什么现在又开口了？因为时候到了。

是时候和过去说再见了

我已经年满40，是时候从过去的泥潭中走出，面向未来了。我要让我的故事有个不一样的结局。我决心抬起头来做人，这样将来回忆我的一生时才不会觉得虚度。尽管有些媒体会大肆渲染，但我并不是在向克林顿夫妇下战书。他们生活的重心已经转移，他们占据着全球舞台上最重要和最强大的地方。我希望他们没有恶意。我完全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对于他们两人中的任何一个来说，我和我的未来根本不重要。

这个话题可以追溯到个人和政治的问题。1998年以来，我已经太多次成为全国议论的中心话题，我们究竟该在多大程度上允许政府进入我们的卧室？我们该如何界定个人隐私和性生活不检点的区别？我们该如何防范一个对私人信息过于热心的政府？而对我个人最重要的是，我该怎么在互联网时代应付别人的羞辱？

到目前为止，我始终没能摆脱克林顿口中“那个女人”的阴影。我是一个“不稳定的潜行者”(克林顿当政时期白宫对我的称呼)，一个“愚蠢的荡妇”，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没头脑”。克林顿政府、特别检察官的手下以及各大媒体都可以随便给我贴标签。我成了一个社会标志——迷途女人、性、不忠、政治以及肉体交易的标志。

和其他卷入政治丑闻的人不同，我太年轻，没有建立起社会地位，出事后没有可以退却的地方。我根本就没有人生经验，所以被1998年的丑闻钉在耻辱柱上，不得脱身。尽管我做了很多的自我治疗，并探索不同的人生道路，但我仍然在这个阴影中“坚持”了太久。

是时候抛弃过去，走向新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