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再思考

最近，我参加了不少华府智库举办的关于中美关系的研讨会，关于中国的研讨总是十分热门。不管研讨会质量水平如何，会场上总是坐得满满的。今年关于中美关系中的一个最热门词汇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我的感觉是，这个提法已基本上被美国决策层和智库专家们所接受。虽然中美关系的未来到底如何，谁都很难预测，但美方接受中方这个说法，却是两国关系发展中一个很正面和积极的因素。

早在2011年，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在访美时正式向美方提出，中美两国间应建立一种“新型的大国关系”，美国方面开始很慎重，一直在琢磨中方的意图。今年6月，当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在加州安纳伯格庄园举行会谈非正式会晤时，习近平进一步阐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是，即“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此后，美方也开始在不同场合也屡次提及，似乎接受这一提法。

这一提法看似平淡无奇，但在两国关系交往中却显得意义非凡。那么，美方为什么会接受这一说法？背后到底有哪些玄机？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来分析一下。

一个大的背景是，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亚太国家经济发展势头良好，亚太地区正日益成为全球中心地带，因此，奥巴马2009年正式宣布美国“重返亚太”（又称“再平衡”）战略。据时任美国助理国务卿坎贝尔称，这是一个包括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策略在内的全方位整体规划。美国希望达到的目标是，处理好与中国、印度、日本等重要国家及盟国的关系，防范出现一个对美国构成重大挑战的国家出现，平衡美国在亚太各方利益，最大限度从亚太经济繁荣中获利，并确保美国在该地区的优势地位。

中方提出，中美两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代表，不应再重蹈历史的覆辙，重复上世纪的惨痛教训，双方应建立一种全新的大国关系。中方的考虑是，双方先为这种关系定一个框架，并确定一些原则，日后一旦出现什么问题或危机，就在这个框架内，按照事先确定的原则去处理。这样双方都会减少不必要的猜疑和麻烦，心里都踏实。美国人通常从“原罪”的思维模式出发，认为在国际关系中“非敌即友”，双方关系好坏最终要看双方利益是否融合，事先很难下定义。因此，要美国人马上接受中方的这个新提法，其实并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

从美方的角度看，奥巴马上台后，美国面临的形势不太好，有点“内外交困”的味道。小布什政府留下一个不好收拾的局面，美国人对反恐战争已经烦透了，伊拉克和阿富汗如何收尾，加上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导致失业率居高不下，经济增长缓慢。因此，奥巴马从第一任到现在，将主要精力放在国内问题上，全力纠偏，并试图对国内一些重大问题进行改革。

这里必须要强调的是，在21世纪的头十年，正是信息化带动的全球化日益深入发展的阶段，随着互联网的日益普及和手机等新媒体的广泛应用，几乎所有国家都面临日益严重的社会挑战，特别是像中国和美国这样的大块头国家，新的形势给国内政治、国家治理、危机管控等方方面面带来的挑战是空前的，是前所未见的，尽管具体到各国而言，情况会有所不同。

中国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直在不断强调并努力推动各项事业的改革和开放，并以此作为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动力。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近几十年来取得的成就正是取决于我们始终在搞改革，始终努力改变过去不合时宜的做法和思维。就这点来看，美国作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越级大国，显得有些滞后。现在，不少专家学者仍在不断评估小布什的八年执政所带来的后果。大家较为一致的看法是，美国将大量精力放在“全球反恐战争”上，无谓地消耗了大量军力和国力不说，更是无形中置许多急待解决的国内关键问题于不顾，导致美国国际地位的相对下降和世界其它国家上升（DECLINE OF THE US AND RISE OF THE REST）。

2008年出现的金融危机，表面上是金融体系的危机，深层次看实际上与美国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障碍有关。因此，奥巴马上台后即痛下决心，全面纠偏。一方面，政府采取一系列果断金融和经济措施，尽快从金融危机的阴影中走出来，另一方面，从一些长期困扰美国社会的医疗保险、债务赤字、移民、枪支管控等问题入手，旨在推进体制性改革，使美国回到良性发展的轨道上。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近些年来美国对外政策中出现了一些难得一见的场景：从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地大幅撤军，面对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的“红线”时保持相当的克制，并未马上武力介入。在伊朗核问题上，奥巴马政府顶住来自国会的巨大压力，与中、俄、英、法等共同与伊朗达成临时协议。我们发现，在处理国际事务时，美国越来越慎用武力，越来越强调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争端。

现在给人感觉是，美国正大幅调整其外交战略，在全球范围内收缩力量。大的外部环境出现较大变化，多极世界正悄然兴起，美国越来越发现，振臂一呼，纷纷响应的局面已经不再。美国想在国际上有所作为，必须要先处理好国内的事情，“先打扫好屋子再请客”。正应了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内忧未定，外患难平。

由此可见，评价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好坏，首先要看这个国家国内的事情有没有搞好。“好的外交政策总是始于国内”。在奥巴马政府试图全力搞定国内事情的同时，“重返亚太”战略或者说是“再平衡”战略就注定不可能摆在白宫办公桌的案头，成为总统最优先解决的中心问题。加上中国也主要忙于国内事情，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中国的所做所为并没有使大多数美国人认为，中国对美国正构成最主要威胁。据美国著名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最新公布的一项民间调查显示，无论是美国公众还是美国精英，大多数人都不认为中国是美国的敌人。

所以，从第一个层面看，美国之所以能够接受中国关于“新型大国关系”的提议，是因为美国正处于全面调整其内外战略的大背景下。

从另一个层面看，关于执行怎样的一种对华政策，美国内部争论得十分激烈。鹰派和鸽派出于各自意识形态、商业利益等种种考虑，往往在这个问题上各执一词，各不相让，结果导致美国的对华政策始终处于一种摇摆不定的状态，即有国内政治需要时比如竞选活动中，拼命对华“示强”，在许多需要中国协助时，不断对华“示好”。有学者将其称为“CONGAGEMENT”（CONTAINMENT & ENGAGEMENT，“接触”加“遏制”），通俗点说，就是“即拉又打”。

由于美国政治体制的分权，其外交决策大权同样由行政和立法当局分别掌握，同时又受许多智库、媒体和利益团体的影响，美对华政策始终处于一种动态的矛盾统一中，这才是理解美国对华政策的主线。也就是说，中国无必要把美国一些政客们出于某种需要“敲打中国”（CHINA-BASHING）的话当回事，也不能听到一些对华友好的话就飘飘然。简单回顾一年来的双边关系我们可以看出，美对华政策中“接触”的一面明显上升，“遏制”的一面如果说没有下降，也可以说是相对减少，有些“心有余力不足”。

因此，当我们提出“新型大国关系”这一较为中性的说法，奥巴马政府决定接受。随后，我们也没有看到鹰派的激烈和强有力的反对。当然，质疑声音还是会有，没有反倒不正常了。比如有的学者就认为，这一提法给人感觉有当初G2（GREAT TWO）的味道，好像美国和中国要共同治理全世界。这可能与翻译不准确有关。中国提出“新型大国关系”，强调和突出的是两国间的“新型关系”，但我发现，大多数人把“新型大国关系”翻译成“NEW TYPE OF MAJOR POWER RELATIONS”，单从英文文法看，很容易造成一种强调“大国关系”的印象。中方的提法其实没有问题，美国是世界越级大国，中国还只是地区性大国，尽管两国存在差距的，但都是大国。英文翻译“MAJOR POWER RELATIONS”就容易让人产生联想，认为中国追求与美国平起平坐。因此，我个人认为，在翻译时应注意把POWER改为COUNTRY，以避免不必要的歧义。

也有美国学者认为，“新型大国关系”只不过是中美关系的一个新提法，本质上并没有改变中美关系的定性。在美国，反对这种提法的声音不是很大，在很大程度上,因为这个提法并不妨碍鹰派和鸽派对中美关系施加自己的影响。

从国际层面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确实引起许多国家的浓厚兴趣，特别是像日本、韩国、越南、菲律宾等中国周边国家。这些国家都急切地想知道，“新型大国关系”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一新的定位将给这些国家与美国的关系造成怎样的影响？

在不久前华盛顿智库的一次研讨会上，来自日本的几位专家学者就认为，美国接受与中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与美国的“重返亚太”政策是自相矛盾的。他们认为，“重返亚太”的主要目的就是“遏制”中国，可为什么美国会同意“新型大国关系”呢？显然，这些日本人仍从冷战思维模式出发，有些一厢情愿，并未搞清楚美国“重返亚太”的全部意图。我遇到的韩国学者对此就不像日本人那么紧张。有韩国学者认为，今年6月韩国朴槿惠总统访华时，中方重申了将“不断充实和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韩方不相信中美关系的加强会牺牲韩国利益。

周边国家的担心是可以理解的，但也是多余的。因为中国与美国要建立的“新型大国关系”有其特定内涵，是新形势下一种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积极考虑，不是要结盟针对第三方，或是以牺牲其它国家利益为代价的。今年中央召开的周边国家工作座谈会上也明确提出，我们要进一步做好周边外交，一是确保良好的周边环境，二是确保中国的发展能惠及周边国家。

记得2005年9月，美国副国务卿佐立克在纽约的一次演讲中提出，中国应成为国际社会中的“负责任的利益悠关方”，这是美方提出的一个要求，试图给中国戴一个帽子，并加以约束和规范。经过一番研究后，中方没有反对。这一次，美方接受了“新型大国关系”的提法，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中方主动谋划和构建中美关系的一次成功尝试。但是，我们不能高兴得太早。不久前中方宣布建立“防空识别区”一事，引发各方较强烈反应，被不少人专家认为是对“新型大国关系”的一次考验。

美国和中国间的巨大差异，决定了中美关系这条未来之路注定不会平坦。奥巴马政府接受中方的提法，“新型大国关系”之路才刚刚开始，并不意味着两国关系已走上正轨，一帆风顺，也不意味着美国各届就对华政策达成广泛共识，更不意味着美国决策层从此就会站在战略的高度看待两国关系。

科技的革命性发展，推动全球化大潮以势不可挡的趋势涌来，给世界各国、特别是像美国、中国和欧盟这样的大国和大经济体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压力，同时也提供了极不难得的发展机遇。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和发达国家的代表，中国和美国一方面都要努力改革自身体制障碍，以适合形势发展需要，同时更要关注全球性议程，努力克服国内政治和小集团利益的阻力，加强协调和对话，探讨如何进一步创新国际合作、特别是大国间合作的新模式，努力发挥大国合作的引领示范效应，以更好造福人类社会的共同福祉。这恐怕也是中美双方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应有之义吧。（美国乔治城大学访问学者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