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防空识别区体现中日韩美三方面冲突与较量

打造中国“全球公域”观

近日，笔者参加完中美青年学者对话会，在赴华盛顿里根机场路上，出租车司机与我聊了起来。他先把我当作日本人，后来知道我是中国人，便问：中国为何最近设“禁飞区”，搞得东亚局势紧张兮兮？我说：那是航空识别区，不是禁飞区，你们早划过，不必大惊小怪。

近期围绕东海防空识别区问题，中日韩美间进行了观念与意志的较量，折射出三方面的冲突与较量。

其一是安全观念冲突。

东亚地区存在三大安全观念：中国倡导的包容性安全观、美国主导的排他性安全观、日本推崇的右翼安全观。中国一直推行防御性国防政策，在东海设立防空识别区，既是强化钓鱼岛及其上空主权的有效管理，也是针对别国空中侦察、情报收集等进行有效反制的合理举措。美国主导的以双边联盟体系为基础的安全架构，奉行排他性安全观念，长期以来是以牺牲中国等国的安全为代价的，也为日本右翼势力所利用。

其二是主权以及主权能力的较量。

主权归属与维护主权的能力并不重叠，而是在历史、现实、未来三维度上具有不同情形。首先是历史合理性。从历史上看，日本是借甲午战争将中国的钓鱼岛攫为己有，《开罗宣言》明确要求日本归还，后来美国与日本片面签订《旧金山和约》，将钓鱼岛管理权移交日本，留下后遗症。哪种历史观更合理，其答案决定了中日美在钓鱼岛问题上的态度。其次是现实合法性。设立防空识别区是一国维护自身防空安全的较通行做法，如果防空识别区内没有自己的领土，防空识别区便无法可依。中日围绕防空识别区的较量其实是钓鱼岛主权争端的继续。

其三是公域与私域的较量。

自古以来，国际纠纷常常围绕“公”与“私”而展开。国际社会尚未听说有真正的大公无私行为。因此，在公与私的问题上，有三种典型行为：

——假公济私的帝国行为：如打着“全球公域”旗号，或直接控制，或通过军事联盟体系提供保护，或威慑进行控制，以此维护国际空域、海域安全。

——以公谋私的霸权行为：为了从公海等全球公域不断“揩油”，强调“公”的一面，隐蔽其“私”的诉求。表面上保卫全球公域，实际上服务于特定国家的私利。

——寓私于公的领导行为：明明是自己的国家利益，却总是包装成人类公意，显示为“领导行为”，然而常常遭遇国家主权的挑战。化解国家主权羁绊的有效渠道，便是打着各种名目繁多的旗号——人道主义干预、保护的责任、全球公域……

在防空识别区问题上，美国再次抬出国际空域的飞行自由，目的仍然是为了维护其在东亚的双边联盟体系与霸权体系。美国不转变安全观念，老是指望再平衡解决亚太安全冲突与挑战，是没有出路的。

美国出台“全球公域”战略，远比“公共产品”更具有迷惑性，因为这能使以美国为首的霸权国家通过自身的实力优势，以“公域”之名行“私利”之实，既要达到让新兴国家分担国际责任的目的，又不容许其分享全球领导权，在削减费用的同时又能维护好美国的核心利益和领导地位，实现“巧霸权”。

如何应对美国巧霸权，打造中国的全球公域观，追求人类真正的公意与公道？这考验着中国，也考验着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为此，筹建中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可积极建构大安全观，赢得安全观念的话语权，积极打造中国的安全大战略。

（作者为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义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