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大规模的海外迁移发生在19世纪中期伊始的一百余年间，其时数以万计的青壮年男性离开家乡到南洋谋生发展，许多人单身前往，留下妻子及其他家人在家乡。

因此，在东南沿海一带居住着成千上万留守女性，包括移民的母亲、妻子和 女儿。这些留守女性的生活不但受到中国本土社会诸种因素的影响，也和海外迁移密切相关。

钱款数目必写清

在海外迁移过程中，许多华侨华人通过寄侨批与家乡亲人保持联系，几乎每一封侨批都带着钱款到达家乡，侨批内信写着和侨批外封一致的钱款数目。侨批中的钱款或者实物支持留守家庭的经济，是许多移民家庭重要的收入来源。

虽然每一个家庭收到的侨汇数目有限，但汇合一起数目不少。郑林宽对1905年-1938年福建侨汇的估计说明，此时期福建侨眷每一年收到南洋华侨寄来的几千万侨汇。这些侨汇一般用于侨眷的家庭开支、孩子的教育、房屋庙宇的修建、祖墓的维修和一些生产投资。

许多侨批可能没有谈及其他事情，但一定会在问候之外交代寄出的钱款数目。1918年在马尼拉的李逢茂寄信给留在泉州石狮岑兜乡的妻子吴氏，信中除了问候妻子健康情况和请求妻子代他“管束”行为“放荡”的弟弟外，就是交代寄回的钱款数目，“复查五月初九日寄由令尊处转交信一封、银十五元，中夹去炳记汇票一纸银两百元。又六月初一日寄去一信并银五元。未知曾已接及否？请即就此复。”

1927年6月，在新加坡的郭懋岸寄侨批给留守在同安老家的妻子李氏，“惟嘱贤妻家中大小照顾为要。今是帮有付信局带去大银20元正”。这封信真实地反映了丈夫在外谋生，妻子在家护持家庭的状况。

两地书慰愁怀

在一些回批中，侨乡女性真情流露，对海外亲人的思念、牵挂、担心和期许跃然纸上。1928年6月，同安浦南社一位留守母亲康氏写信给旅印尼的儿子蔡恒安，述说自己年老无力耕作，叮嘱儿子“加以勤劳克俭粒积，花街柳巷漫勿效焉。须知家庭辛苦，正尽人子之道。”

一部分移民夫妇间的通信，体现了双方跨越国界和海洋的深情及面对分离生活的坚忍和期望，反映了留守妻子与丈夫的情感联结与互勉互励。一位名为林居真的留守妻子住在泉州晋江英林镇伍堡村，其夫君杨邦针侨居菲律宾，两人饱受分离之苦。1936年杨邦针离乡赴菲前，答应妻子三年后回家团聚，不料三年期满却无法实现诺言，因此常在信中致以歉意。妻子了解丈夫为人，体谅他的苦衷，在复信时加以安慰，表示愿共渡难关，以开拓未来。

1941年杨邦针在外已经五年，还清弟弟的“大字”钱外并有积蓄，打算携弟回乡安排其婚事，不料杨父执意要他带回巨款建屋，杨邦针终因缺钱无法返乡。有家难归的杨邦针给妻子写信道：“今日之余，恰如失舵之孤舟，漂泊于汪洋大海中而无所指定。”并请求妻子：“你是我的导师，请你拯我于迷雾之中，使登光明之岸，多多写信给我！”

林居真这样描述书信对夫妇双方彼此的作用：“书信情系两地，写信时能诉衷情，谈展望，寄美景于来日；收信时能慰愁怀，受鼓励，盼游子之返聚。”

远隔万里的管束

侨批来来往往，讨论的一般都是家庭大事，展示了留守女性与海外移民为了家庭利益的合作。在此过程中，也不免有双方意见、观念不同的时候，冲突或妥协也常有之。

1932年，一位旅新加坡的华侨在给妻子的信中，义正辞严地指责妻子与不重要的亲戚来往，“屡闻时常外出，对于无关重要之亲戚以作交谈。如此作为，大大有碍名教，实使余不得有喜悦之欢。窃思男女至为关注者，‘礼义廉耻’四字为宗旨，才可算一生之美誉，希望你今后不再有如此举动”。

这位留守妻子在家社交较为频繁，引起了丈夫的不满，认为这种行为有违传统，让他很不高兴。此信不但反映了丈夫的传统观念没有受到海外迁移的影响，也体现了留守妻子的社会活动受到丈夫的管束，即使他们远隔万里。

收款人当家

海外移民在外打拼，常常希望家中大小关系和睦，留守成员不和是令他们头疼的一件事。

从清末居住在南安石井镇奎霞村的一户林姓人家的18封回批，可以窥见十几年间林家作为移民家庭经历的变迁——

洪氏的丈夫和大儿子林泽芳及二儿子、三儿子都在菲律宾谋生，留下她和大媳妇、二媳妇以及公公林摘在家乡。林家在海外发展十几年后，得以在1904-1906年间在家乡建造新房。然而，搬入新居前后，婆婆洪氏与大媳妇、二媳妇不和，大媳妇和二媳妇发生口角，最后闹到分家。

1907年，林母给林泽芳写信抱怨两个媳妇不和给她带来的不安，并要儿子寄款以还债。在林母的同一张信纸右边，是大媳妇给丈夫林泽芳的信，有趣的是，大媳妇对于她和弟媳妇闹到分家之事只字未提，只是在信中询问丈夫近况，并要他给婆婆寄来钱款。此后，林泽芳寄款皆是寄给母亲而非妻子。

侨批资料显示，承担家长责任的人，通常就是收款人。林家这些信件表明，林家母亲和儿媳妇皆为留守，但是，留守妻子和留守母亲在家庭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母亲往往是家长，儿媳妇位于次要地位，尽管她的丈夫是汇款人。

并非都有侨批联系

并非所有华侨华人与家乡亲人都有侨批联系。1953年福建省华侨事务委员会估计，约25%的福建华侨家庭没有或者只收到极少的侨汇，生活艰难。

侨批的流通依靠外部条件实现，受到国际环境、东南亚各国和中国关系状况、有关侨汇政策等因素影响。太平洋战争期间，绝大部分侨批流通中断，造成大量侨乡移民家庭生活失去资助。

华侨华人个人的经济能力，他们和留守家庭的个体因素也影响到侨批的寄出与送达。即使是侨汇可以流通的和平时代，部分家庭也可能因海外生意经营不好，在一段时期内没有收到侨批。

民国初期，一向努力寄批的李逢茂因为谋生不顺没有如常给妻子寄款，使得妻子在乡间生活不易。收到妻子的抱怨后，李在回信中表示了解妻子的状况，“本当多寄以济家用，奈劣才有限，求利为难，是以至今未得自立耳，而仍依人作嫁以为糊口之计”，又因汇款费用大，无法常寄，使妻子有冻馁之患。他请求妻子原谅：“此皆劣之过也。抑或贤荆命运相逢，是否必怨错配非人，啧啧之叹惜也。”

“若以乡俗论之，贤荆乃洋客之妻，不得与奢华时势同趋，实哉真大不幸也”，李逢茂十分愧疚。

被过滤的情感

许多华侨华人是文盲，或者只会读一点点而不会写信；如果没有钱汇回家，即使他们会写信，也不一定会寄信回家。因此，他们的信件往往是简短而且不定期的。

侨批的传输制度规定，华侨华人只有收到回批，一封侨批才完成它的旅程和使命。因此，水客或者侨批局派信员把侨批送达侨眷手中后，他还要取得回批，确保回批到达海外寄信人手中。

回批信纸大多为侨批局所制作，“纸质薄，规格小”，“回文纸太小(3×5市寸)不能尽所欲言”。许多侨乡女性不识字，只好请人代书。在时间紧急而又托人帮忙的情况下，女性的情感常常得不到充分的表达，信中叙述的事情也常是简单概括的陈述。

20世纪30年代，林居真在实践中学会写信，常常替人代书。在其自传中，她提及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侨属们准备回批的书写环境，“处于侨区，侨汇未断前，送侨汇人是边付款边等复信。逢年遇节，一个村可收十笔至几十笔侨汇，批量大，时间急。复侨批人要真才实学，执笔要快，总不能叫送汇人等到太阳下山或夜幕沉沉才走”。

在这样匆忙之中，许多情感被过滤了，许多事情也就略而不提了。

(沈惠芬：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南洋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