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当地时间19日下午，纽约前华裔警员梁彼得因巡逻时枪支走火致一黑人青年死亡案正式宣判。主审法官宣布梁彼得犯有刑事疏忽杀人罪，而非陪审团原先裁定的过失杀人罪。基于这项罪名，梁彼得被判处五年缓刑和800小时的社区服务，这意味着他将不用坐牢。

客观说，梁彼得能够免于坐牢，与一直站在他背后不断声援他的华人有着莫大的关系。从签名请愿到上街游行，华人群体表现出空前一致的团结，他们发出的声音对本案的最终审判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影响。挺梁行动也改变了华人沉默族群的“哑裔”形象。就在宣判当天，亚裔维权大联盟还呼吁民众前往法庭，进行大规模的示威活动。

梁彼得案激发了华人政治觉醒的能量，“2·20”全美华人大游行共有40多个城市的数万名华人同时上街，游行支持梁彼得，成为美国历史上华人群体规模最大的一次游行。这已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唤醒了华人维权意识。当然，最终结果也令关心此案的全球华人略感欣慰。

政治参与暴露出的软肋

在这场维权运动中，华人虽然展现出了不甘再当“哑裔”的政治参与热情，但亦暴露出不少软肋。

最为直接的问题是“运动式”的政治参与，这与海外华人平时甘为“哑裔”仍然有关。华人之“哑裔”表现不仅在于缺乏政治参与热情，更在于平时缺乏对居住国的法律、政治、社会进行深入学习、了解的主动性，等“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才“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此时，因为缺乏资源整合能力，在维权时的手段、分工、步骤、节奏等诸多方面相当粗糙，导致维权的成本、风险相当高昂。

海外华人政治参与，克服“冷感”、激发热情、形成常态仅仅是第一步，还必须在多方面进行观念更新及“技术革新”。

在政治参与的观念转变方面，从“移民”到“选民”，从“客人”到“主人”，海外华人普遍做得很不够，依然存在着几个问题：一是将参政狭隘地等同于竞选公职，以为“当官”是参政的唯一目标，忽略了更为广泛的社会公共服务；二是将参政视为“肉食者谋之”，忽略自己手中选票的分量；三是将过去中国传统的官民关系套用到海外，认为当官就该“为民做主”、做“父母官”，忽略了官员在本质上就是“仆人”、“佣工”，导致在官民关系上本末倒置、主仆错位。

“不抱团”——华人社区的痼疾

在政治参与的“技术操盘”方面，海外华人有着更多可以改进的空间：

首先，站出来竞选公职的华裔精英需要更“接地气”，深入基层、深入社区。美国与澳洲的经验都表明，相当多的华裔竞选者败选的主要原因在于其平时很少参与公共事务，甚至不在自己的选区内生活居住，缺乏深耕细作的耐心和毅力，竞选时当“空降兵”，临时抱佛脚，难以获得民意认可。

其次，海外华人依然必须解决如何加强自身团结的老大难问题。团结问题不仅是观念问题，也是技术问题。我们应当看到，美国、澳洲以及大多数海外华社的人口组成复杂，内部异质性强。一是地域之别，分别来自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以及东南亚诸国等。二是语言之别，母语分别为普通话(国语)、广东话(粤语)、上海话、潮汕话、闽南语、客家话乃至英语。三是政治观点之别，比如海峡两岸的，有的亲大陆、有的亲台湾；又比如同来自台湾的，有的亲蓝、有的亲绿。四是经济地位之别，贫富阶层的差别。此外，还有代际之别(第一代移民vs第N代ABC)、血缘之别(纯华人vs混血华人)、民族之别(汉族vs其他民族)等等。

这些强烈的异质性，加上历史惯性的不抱团，令华社形成各种亚文化圈，多有冲突。“不团结”成为困扰全球华人社区的痼疾，各地亦都有因内讧导致竞选失利的案例。正视这些异质性，才能找到解决的办法。在这方面，犹太人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榜样：犹太社区内部的异质性，并不亚于华社，但他们却很好地把握和解决了内部纷争，合力对外。

华人参政的技术课题

第三，华人不能将团结的臂膀局限在唐人街内，还需加强与其他族裔的团结。坦率地说，华社目前还算不上是真正开放和包容的社区，遇事往往更多地考虑本身狭隘的利益，气量不够，包容性差。在美澳等国，那些仅仅依靠本族裔、而非根植于大多数社区的政治要求，很难获得更大的影响力。先贤所言的“推己及人”、“海纳百川”，依然值得我辈深思。如何将自己族裔的利益要求，对接、升华为大多数社区的、主流的要求，是在美澳等国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功。

第四，海外华人参政，要注重实力的积累及运用。在美澳等国，政治以实力为根基，这种实力既包括选票(人口)、钞票(财力)的“硬实力”，也包括语言和政治运作等“软实力”。

从美澳的实践来看，导致华裔竞选公职艰难的障碍之一，就是人口比例与分布。我们应该看到，在可见的将来，华裔不可能在人口比例上获得快速大幅提升。因此，如何更有效地整合华社现有的选票资源，形成局部相对优势，是今后华社参政必须攻克的“技术课题”。

民意是选举的生命，资金是政治的母乳，海外华社普遍存在着政治投资无序分散、没有形成合力的问题，这亦是今后华社参政所需解决的另一“技术课题”。

软实力方面，如何用好主流话语、熟练掌握并运用主流政治规则，是华人参政的基础。这就要求海外华社的教育应当超越培养“三师”(律师、医师、专业技师)的谋生层次，致力于培养一批具有双语能力的政治学、社会学、新闻学等领域的学者和意见领袖，一批能熟练穿梭于政、商、学“旋转门”的杰出人才。

梁彼得案留给华社的冲击并不会淡去，尤其此案后续可能引发华人社区与非裔社区的冲突，已令很多美国华人同胞忧心忡忡。这再次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海外华人参政不能仅仅是运动式地展现热情，更要注重长期的、常态的“技术操盘”能力积累。(作者黄向墨是悉尼科技大学客座教授、澳中关系研究院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