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各种环保运动如火如荼、声势浩大，“禁用塑料袋”看似其中一个十分渺小、简单的议题，却迟迟无法全面推行。相比之下，不少发展中国家早早就下了全面禁塑令。让美国人不用塑料袋，怎么就那么难？
【禁塑令遭禁】
劳伦·库比本来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一个可持续经济研究所工作，去年她决定竞选所在坦佩市的市议员。美国总统奥巴马在２０１５年国情咨文里呼吁地方行政机关努力推进各种“改革”实验，库比很受鼓励。所以当她今年１月宣誓就职市议员时，她下定决心要干成一件“大事”。她很快找到目标：塑料袋。
塑料袋是个老掉牙的环保议题。在大城市纽约，一般人每年要用掉大约６２０个一次性塑料袋，平均一天两个，听起来似乎不多，但加起来，纽约市一年就要消耗掉５２亿一次性塑料袋，平均每分钟１万个。坦佩的人口只有１６.８万，每年也要消耗至少５０００万个塑料袋。
库比又调研了其他国家城市的情况：２０００年，印度的孟买市政府发现塑料袋是堵塞雨水沟、加剧雨季洪水灾害的主要元凶之一，于是果断下了全面禁塑令；孟加拉、中国台湾、肯尼亚、卢旺达和墨西哥城也同样实施了禁塑令。大多数情况下，民众对限塑令罕见抵触，而是相当欢迎或很快适应。
然而在坦佩，库比推行禁塑令的雄心却遭遇一个巨大阻碍。今年４月，亚利桑那州议会通过了ＳＢ１２４１号法案，这个医疗保健领域的法案包含一个修订条款，宣布州内各地方区域均不得“针对辅助性储物设备加以征税、收费、评估、缴纳或返还押金等措施”。塑料袋也属于“辅助性储物设备”。禁塑令无望出台，因为法律已经先发制人地禁止“禁塑令”。
亚利桑那州不是唯一“禁止禁塑令”的州。佛罗里达州２００８年就出台了类似法律。密苏里州和德克萨斯州也正在研究相关法案。
反对禁塑令阵营认为，塑料袋的环境危害被夸大了。另外，既然全国未统一出台禁塑令，地方上就不要标新立异、混淆消费者的认知。更深层的一个反对理由，也是库比需要抗争的最大“敌人”，是相当一部分美国人坚定捍卫“个人自由”、抵制政府“包办”的决心。
达拉斯市出台实施禁塑令后，美国知名保守派政治评论节目主持人格伦·贝克在电台节目中的发言就颇能代表这种立场：“你必须得为塑料袋之类的小事挺身而出……只要我想用塑料袋，我就能用塑料袋……法西斯分子才禁这禁那，我们这是在干吗？”
库比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纽约市长白思豪当初在竞选纲领中信誓旦旦要推行禁塑令，到现在，他仍在琢磨应该怎么样、或者到底要不要去打这场硬仗。
【塑料袋堕落史】
１９６２年，瑞典发明家斯滕·图林申请了塑料袋专利。一开始普通民众对这种新事物还不太感冒，但到了２０世纪８９年代初，全美的连锁超市就普遍使用塑料袋代替纸袋，因为更便宜。
这种价格优势仍在：每个塑料袋１到２美分，纸袋则要６到８美分。和今天截然不同的是，当时塑料袋的面世，许多环保主义者拍掌叫好，因为塑料袋不像纸袋那样需要牺牲树木。《生活》杂志１９５５年刊登文章《随手扔生活》，歌颂一次性塑料制品普及把美国百姓从繁琐家务中解放出来。
不过，好日子没过多久。塑料袋很快成为街头流浪女人的常见装备，它给城市卫生带来的困扰也显而易见。它太轻，一起风，就容易从垃圾箱中飘出，挂到树枝上、栅栏上、公园里……给清洁人员带来很大麻烦。环保主义者发现塑料袋常常漂到海滩和近海水域，危及海洋生物的生存。对更多的普通人来说，快餐文化已经开始让人厌倦，包括所有一次性用品。
从数字来看，也确实触目惊心：全世界每年消耗超过１万亿个塑料袋。联合国一位副秘书长据此认为，“任何地方都应该全面禁止使用或分阶段迅速废止”塑料袋，因为“无论什么地方，都没有合理理由继续生产塑料袋。”
事实上，塑料袋成为众矢之的，只是“柿子挑软的捏”，它并不比其他塑料制品更威胁环境。汽车也是一大污染源，但很少有人呼吁全面禁止使用汽车，因为人们难以适应没有汽车的生活。而塑料袋，虽然人人都用，却没人对它有依赖感，而且其功能完全可以用纸袋、布袋等来代替。它为生活带来便利，却并非必需品，所以可以大声喊禁。在众多环保议题之中，塑料袋看似最简单、最容易解决的问题。即使如此，美国人对此依然“搞不定”。
【抵制限塑为哪般】
唐·威廉斯自创网站“停止禁塑令”（stopthebagban.com）。他的家乡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市３年前通过了塑料袋禁令。“我当时想，这太过分了，”他说。于是他给别人发邮件，寻求对抵制禁塑令运动的支持，他说如今已有将近２００人加入他的阵营。
他之所以反对禁塑令，一部分因为他喜欢各种为生活带来便利的东西，但更重要的是因为他认为禁塑令体现了一种“蔑视普通百姓的典型精英主义态度”。在他看来，“普通百姓”希望使用免费的塑料袋。
“他们花在推动这类禁令出台上的钱，拿出一小部分，就能雇１０到２０个工人，每天负责上街捡五个塑料袋。”威廉斯认为，这样就可以解决塑料袋污染环境问题。为宣扬他的观点，他还特地订购一批特制的塑料袋，一面印上“一个安全、清洁、方便的违禁塑料袋”字样，另一面印着“我选择塑料”。“我把它们带到食品杂货店，分发给排队结账的人。这真像黑市交易。他们东张西望一下，像在问别人：‘我们能被允许用这东西吗？’”
威廉斯的抵制运动完全是个人自发性质，更多抵制禁塑令的组织，如“把禁令放进袋子”、“美国进步塑料袋联盟”等，幕后多多少少都有塑料袋制造企业的赞助。应对关于禁塑的讨论，这些企业当然也没闲着。像“美国化学协会”这样的游说团体，不仅宣传广告做的足，还积极打官司、资助抵制禁塑令的公投、赞助旨在推翻已有地方性禁塑令的请愿行动。
这一方宣传的主要论点是：一次性塑料袋比纸袋更环保，因为后者更重、生产运输需要消耗更多资源，在垃圾掩埋场中占据更多空间；可重复利用的布袋等，则不安全也“不爱国”，因为可能滋生细菌，而且不少是发展中国家廉价劳动力生产，有损本国制造业工人的利益。另外，对塑料袋强制性征收任何额外费用，例如美国首都华盛顿２０１０年出台的每个袋加收５美分政策，最终受损的是穷人。他们还宣称，理论上，塑料袋完全可以循环利用。
在反方听起来，这些论据完全站不住脚。比如，纸袋虽然消耗木材，却远比塑料袋容易降解，后者完全自然降解需要１０００年之久。至于“理论上可回收利用”，至少在美国大城市代表纽约，现有的便利回收系统仍无法处理塑料薄膜，商店的塑料袋回收项目也运行得不太成功。即使按照塑料袋制造行业的乐观估计，也仅有１５％的塑料袋被回收利用，而环保组织的估计，这个比例则低于５％。
“美国进步塑料袋联盟”主席马克·丹尼尔斯也是世界塑料袋制造龙头企业Novelex的一名高管。他认为，环保主义者们“绑架”了塑料袋议题，夸大了塑料袋对环境的危害。他还强调，Novolex最近花了３０００万美元，在印第安纳州盖了家新工厂，专门用于回收利用塑料袋，另外还向沃尔玛等超市赠送教育光碟，呼吁装袋时“６个一装”而非“４个一装”，以节省塑料袋的使用。
【全禁难，先收费？】
纽约市卫生专员凯瑟琳·加西亚说，要减少塑料袋使用，需要“胡萝卜加大棒”。“胡萝卜”指加大宣传攻势，包括和市政厅合作，向市民们发放印有纽约市绿色运动吉祥物“小鸟博蒂”的环保袋。“偶尔，要让每个人开始改变，我们需要点别的东西，”她说。纽约市每年花费１０００万美元处理市民丢弃的一次性包装袋，包括纸袋和塑料袋，而雇清洁工捡拾街上废弃包装袋的费用远不止于此。
向来以革新意识为傲的纽约市，在这个问题上落后于其他城市和国家。早在２００８年，中国就禁止所有商品零售场所免费提供塑料购物袋。同一年，时任纽约市长布隆伯格提出，每个食品专用塑料袋加收６美分的建议，结果不了了之。目前，纽约市议会有几名议员在推动“每袋收费１０美分”的政策建议，但要落实到立法还有不少路要走。
珍妮·罗默是一名来自加州的律师，曾积极推动旧金山出台限塑令，因此成了美国知名的“限塑令专家”。三年前罗默搬到纽约，希望为这个城市的限塑运动做贡献。她赞成加收１０美分的方案。“如果全面禁止，传达的信息是‘你再也不能拥有这样东西’。但如果是收费，消费者可以做一个选择，‘花这个钱去买这个袋子值得吗？’”
自从２００２年开始每个塑料袋加收１５欧分，爱尔兰的塑料袋使用量下降了９４％。美国《时代周刊》报道分析说，“收费”效果如此卓著的部分原因，是“塑料袋变成一个社会舆论上难以接受的东西，就像穿裘皮大衣或遛狗时不收拾干净狗的排泄物一样”。
如果纽约人现在就下定决心，也许十年后，禁塑令也许就像今天的禁烟令一样理所当然。（沈敏）（新华社特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