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赓武，澳大利亚籍著名华裔历史学家，现为新加坡国立大学特级教授、东亚研究所主席。其祖籍江苏泰州，1930年出生于荷属东印度(今印尼)泗水，南京中央大学肄业，1955年获新加坡马来亚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1957年获英国伦敦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后进入马来亚大学任教，曾任该校文学院院长，1968年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远东历史系主任与太平洋研究院院长，1986年任香港大学校长，1997年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2007年至今担任东亚研究所主席。其主要著作有《中国与东南亚：神话、威胁和文化》(1999)、《海外华人：从土地束缚到争取自治》(2000)、《1800年以来的中英碰撞：战争、贸易、科学及治理》(2003)、《更新中国：国家与新全球史》(2013)、《另一个中国周期：致力于改革》(2014)、《天下华人》(2016)等。

(本文作者张梅系中央统战部培训中心副教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华侨华人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王赓武曾被新加坡前总统纳丹称为“新加坡国宝级学者”(事实上他是澳大利亚国籍)，是名闻世界的华裔史学大家，是公认的“海外华人研究”奠基人之一，曾获颁大英帝国司令勋章(CBE)，当选为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外籍名誉院士等，荣膺福冈亚洲文化奖、第四届世界中国学贡献奖等奖项。王教授曾在世界多地生活，怀抱一颗“天下华人心”，他所使用的“Chinese Overseas” (海外华人)概念，如今已为海内外学界所通用。

因在墨尔本参加“世界海外华人研究学会”主题年会，我与王教授不期而遇。现年89岁的王赓武教授满头银发、腰板挺直、笑声朗朗。虽身居海外多年，王教授依然说着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我们的访谈就从他研究华侨华人的缘起开始。

缘起：“南洋华侨”命运的选择

张梅：作为华侨华人和海外中国问题研究的大师，您多年来一直关注华侨华人和中国问题，出版了多部有重要影响的研究专著，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反响。能否请您谈谈，最初是怎样的机缘，触发了您对华侨华人的研究兴趣？

王赓武：我其实本来并不是研究华侨华人问题的。我学的是历史，所关心的基本上也是历史问题。但是因为我生长在南洋——出生在印尼，长在马来西亚，读书也是在那个地方，工作也是在新加坡的马来亚大学。正好我去马来亚大学任教时，整个东南亚的局面非常复杂，可以说是一种巨变——从殖民地成为新兴的民族国家，都要建立自己的政权。在这种情况之下，过去那种“南洋华侨”的概念已经失去了原来的意义。因为所有在东南亚的华侨都要有所选择：你到底是要回中国去，还是要留在这些南洋国家？

这和殖民地时期的情况还是很不一样的。殖民地的华侨无所谓国籍问题，因为你入不了英法或荷兰国籍，所以大家还是中国人。之所以称之为“华侨”，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别的国籍。但是二战之后，殖民地变成了新兴的民族国家，那么它就要求这些海外过来的人，不管是华人也好，印度人也好，都要有所选择——是留在本地帮助当地的国民，还是要维持你的侨民身份？当时大部分华侨都要考虑自己如何选择。有的国家会给你一段时间考虑，有的国家就要你立刻做出选择。

在我看来，这是当时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因为涉及几百万人，几乎每一个华侨家庭，都要考虑去留。部分华侨自愿入了籍，因为有家人的问题或其他原因。而有些华侨被人家赶走了，因为你根本留不下，当地不要你。当时有各种理由，例如说你身份不对，或者用其他的说辞把你赶走。所以，有些华侨是没有选择的。但选择回国的还是少数，因为大部分华侨的财产、工作、生活习惯都已经本地化了。在那种情况之下，我到马来亚大学去工作，就不得不关注这个问题，并且思考该如何解决才好。

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个缘由，那就是我们二战以前的观念，都视南洋华侨为中国人，都是差不多的，甚至是一样的，我开始注意到不是那么简单。事实上，各地华侨大不相同，不仅不同殖民地的华侨情况不同、环境不同，而且他们的生存经验也很不相同。他们有着不同的背景，分别来自不同的省份，当然大部分人是来自广东、福建两省，可是广西等地的也有。即便都是从中国来的人，如果他们待了两三代或者三四代以后，就会有很大的变化。例如广东人到越南、马来西亚，过了一两代之后，就有不少差异。而且即使是来自同一个家乡的人，其风俗习惯、语言甚至教育背景都会变得很不一样。这一点也使得我对华侨华人问题特别有兴趣。

“南洋华侨”生存策略探究

张梅：如您所言，正是当时身处东南亚严峻的生存环境，了解到华侨家庭所遭遇到的选择问题，以及您本人的华侨身份，让您对华侨华人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那么，经过这么多年的深入研究，您发现了什么？

王赓武：我由此产生兴趣，就开始去注意和研究华侨或华人到底为什么不同，不同程度有多少，之所以那么不同的理由又是什么。例如西班牙或者美国的殖民地有其不同的影响，但泰国就完全不同，与新马也很不一样，它没有被殖民，没有成为英法的殖民地，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亚洲的一个王国，国王的地位一直没变。有些地方还有另外一种变化，例如菲律宾，最早是华人到菲律宾去，西班牙人还未到，而且菲律宾岛很多、人很杂，各个岛都不相同。但是西班牙人把它占据之后，搞了另一套跟亚洲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东西，很特殊。西班牙人信奉天主教，来了之后要求本地的人都要信，结果几十年之间菲律宾人都改信天主教了。有一部分人是从印度尼西亚南部过来的，原来信的是伊斯兰教，后来也不得不信天主教。在这种情况之下，华人不信教的话就很吃亏，因为西班牙殖民地政府规定，如果华人不信教，就不能做大的生意，当然小生意小买卖可以做，但不能买房子、买地。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华人只好都信了天主教。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也使得华人入教，因为当时中国有规矩，妇女不能出洋，只能男的一个人出去，因此男的就要跟当地妇女成立家庭。而菲律宾人都是信天主教的，你不是天主教徒，就不能娶妻。就因为华人没有选择，要继续生存下去的话只能如此。这样，两三百年之后，整个菲律宾华人社会都成了天主教的华人社会，过了几代之后都变成菲律宾人了。

张梅：“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对于菲律宾殖民地的这种状况，出洋的华人有什么应对办法吗？

王赓武：当然中国人也很有办法。例如闽南人，因为妇女带不出去，家也带不出去，他们基本上建立了一种新的制度，就是男性到菲律宾之前要先成家。许多当地的商人，要养一两个孩子之后才被允许出去；或者你出去之后要回来成家，生些孩子。就是说，出去的时候，你可以娶当地的妇女，信奉天主教；可是你家还是在福建。闽南人就这样保留自己的风俗习惯，这是一种政策也是一种策略，不然的话根就断了。这就可以同时维护他的家庭和生意关系，因为在菲律宾还是跟中国做生意，所以他就常常回去，两边都有家庭。与当地太太生的孩子不一定懂得生意，而且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当地女子不接受教育，如果可能的话就把男孩带回中国受教育，只有这样他老了以后才可以把生意传给儿子，因为这个关系，他们当地的子女也懂点中国话。

这个策略蛮有用的，好几百年的时间演变成了相当复杂的情况，但是很有效果，因此就变成一种制度了，就是两方面都维持很好的关系。但是过了几代之后，留在菲律宾的那些子女(华裔)，也自然而然变成一种半华人半本地化的状况——风俗习惯基本上本土化了，信奉天主教，跟菲律宾人差不了多少，但是从血统上来讲还是华人血统。华裔之间也会通婚，他们不太愿意跟菲律宾的土著通婚，所以有些地区还是维持了相当久的华人社会形态。但是已经不完全是华侨，他们很多都入了籍。过了两三代，可能男性还懂一点中国话，女性就不需要了……这是我特别感兴趣的地方。事实上，“南洋华人”或者“南洋华侨”的概念在我看来是有问题的，它的定义不是那么简单。

如何理解“华侨乃革命之母”

张梅：造成“南洋华侨”或“南洋华人”这一概念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王赓武：原因很多，往大一点说，是中国在变。明清时代，大部分官僚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完全不理会这些海外贱民、弃民。政府把他们当作罪犯——这些人本来是不应该出去的，因为没有允许你出去，你出去就是犯法。所以，这些人的死活对于当时的政府来说根本就无所谓，没有人理会他们，更谈不上保护他们，在国外他们就是很自然地发展。但是到鸦片战争之后，尤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签订《北京条约》之后(1860年之后)，中国开始跟外国例如与英国、法国、美国、西班牙等国家建交，与他们的殖民地多少有了点关系。此时，中国也培养了一批外交官——不管他们是否称得上是外交人才，但当时还是派了一些官员到国外。这些官员到欧洲去的话，就要经过新加坡，经过英法或荷兰的殖民地。他们到了这些地方之后，才知道这里有华侨，才开始真正了解有多少华侨在海外。不仅如此，他们还了解到，在东南亚有相当一部分华侨很富有，跟外国人打交道很有经验，可以为政府所用，而且这些华侨有本领、有能力，所以晚清的时候，清政府就注意到了海外华侨是一种资源。

此外，清政府一些官员还注意到，国外很多国家都有法律保护自己的公民，使得他们能够有所成就，而中国根本没有这样的制度。所以，他们就把这些情况报到北京，建议清政府在海外建立领事馆，以保护和帮助华侨。当时英法也同意这么做，于是1877年清政府在新加坡建立了第一个驻外领事馆——新加坡领事馆。由于清政府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关心华侨问题，也正因为如此，才会有后来孙中山“华侨乃革命之母”的说法。再后来的1909年，清政府确立了以血统主义为原则的国籍法，颁布了《大清国籍条例》，此举成为华侨对于中国具有特殊意义的开始。

张梅：您怎么理解孙先生说的“华侨乃革命之母”这个提法？

王赓武：与海外华侨一样，晚清中国，北方人跟南方人也有很大的不同——基本上北方人多多少少愿意接受清政府的控制，南方人则一直是反对的，尤其是福建、广东、广西、江苏、浙江等地，都有一点反清的苗头。因为这些地区的民众对外开放已经几百年了，很早之前就有人出去了，虽然出洋没有被正式承认，但是他们有经验，知道外国是怎么回事，知道外国人怎么做生意，他们对清政府可以说是毫无好感。所以，孙中山跟他的同志们到南洋去宣传，就发现在海外的广东人、福建人跟他们一样，也是反清的。在晚清政府注意到海外华侨这个资源的同时，反清的势力在海外也注意到了，华侨可以为他们反清出钱出力。于是，两边都开始争夺这个资源。清政府要求海外华侨去帮助他们对付外国人，去中国的家乡投资，乃至欢迎他们到上海等五口通商的地方去投资；孙中山也要他们出钱出力去反清反满，而且他们很愿意那么做，因为海外华侨大部分不是士大夫阶层，而普通民众根本是恨透了清朝的，所以对孙中山的宣传很接受，华侨变成“革命之母”的背景就是如此。这很有意思。

华侨资源可以说从19世纪晚期起就分成两大部分：一部分是支持清政府的，另一部分是反对清政府的。所以清朝垮掉后，无论孙中山也好，军阀也好，都是谈汉人的问题、汉人的政治，但是他们之间也四分五裂。孙中山跟其他革命同志也都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要求，号召华侨都要去捐钱。许多华侨之间本来就有分裂，结果更分裂了。所以，中国虽然统称他们为“南洋华侨”，但是其实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概念，不同华侨群体各有各的想法，各有各的利益关系。在那种情况之下，中国国内战争的影响也带到了国外。

张梅：中国国内战争是如何影响海外华侨社会的呢？

王赓武：就拿军阀时代来说吧，每个地方都有军阀，无论是闽南的军阀还是广东的军阀，他们都有亲戚朋友在海外。孙中山有支持者，可是反对孙中山的也有支持者，陈炯明不是反对孙中山吗？陈炯明的很多亲戚朋友都在海外帮助他，不完全支持孙中山。康有为也是一样，他是广府人，出生于广东省广州府南海县，事实上广府人也是分裂的，支持孙中山和支持康有为的互相斗争。

后来国共内战的时候，整个华侨社会也很分裂。有些国家还好一点，因为人少一点不太讲究。可是人多的地方，特别是那些与政府有利益关系的地方，像美国、菲律宾，有一段时期连新马都跟着受影响，所以那段历史很乱。所以在我看来，“南洋华侨”这个概念实在是太简单了！

我本来是搞中国历史的，可是你看许多中国历史的著作，中国史学家并不认为华侨也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我研究到后来，才发现中国学者对华侨问题感兴趣的人很少。那时候研究中国历史的人乃至中国史学家都不把华侨当作中国人，而现在已经大不相同。

华侨华人助力中国改革开放

张梅：现在国内关注华侨华人问题的学者越来越多，您看今天在墨尔本召开的这一届“世界海外华人研究学会”的盛会，国内出席的学者也是人数众多。不仅学界关注华侨华人问题，党和政府也非常关心华侨华人。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华侨华人为新中国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2019年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您怎么评价华侨华人的贡献？

王赓武：说到改革开放40年华侨华人对中国发展的贡献，我觉得是巨大的。因为改革开放之初，西方对中国知之甚少，外资不敢贸然到中国来，中国怎么样才能对接国际市场？这时候只能依靠华侨和本地华人，因为跨国移民和再移民使得海外华侨率先体验并接受了西方现代技术和现代文明，成为中国现代化转型的核心驱动力之一。当时邓小平访问新加坡后不久，就提出中国的对外开放首先是对华侨和本地华人开放，并且提出了建设“经济特区”的构想。实践证明，这是一个收效显著的创举。

正是因为华侨和当地华人助力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功，这才使得外资到中国来，打开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局面，乃至中国政府后来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都是在华侨助力中国经济发展和成功的基础之上。所以，提到华侨和海外华人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贡献，很多外国观察家都表示很羡慕中国，因为中国有那么多的华侨和华人，他们使得中国经济腾飞，是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

张梅：除了关注改革开放华侨华人的贡献，您觉得新时代的华侨华人研究还要关注哪些问题？十九大提出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此您怎么看？

王赓武：现在这个背景下的华侨华人研究，问题更复杂了。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要弄清楚“民族国家”这个概念是从哪里来的。这一概念基本上是西方的东西，亚洲是没有的，可是现在已经成为全球化的重要概念，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整个联合国就是190多个民族国家，每个国家都讲主权、公民权利，讲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各有各的要求，很复杂，这和过去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觉得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把这些民族国家都凝聚起来，共同解决人类的问题。

华侨和外籍华人研究面对的问题，首先是中国能否用民族国家概念予以分析，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另外，如何使得所有民族认同一个“中华民族”？如何定义它的内涵和外延？这是我们做华侨和华人研究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

另外，在东南亚，每个国家对华侨和当地华人的政策和要求都不同，华裔定居时间长短，面对的问题也有所不同。世界现在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过去的那种“南洋华侨”概念，已经说不下去，坦白说海外现在有很多新移民和入了当地国籍的华人，而且也不完全是华人，有些只能说是华裔。所以，华侨、华人、华裔这三个概念本身就有很大的区别。

研究华侨华人问题要注意其复杂性

张梅：现在涉及华侨华人的问题，不管是经济、科技、文化、教育，乃至社团等，基本上都有人研究。您觉得有哪些值得注意的地方？

王赓武：华侨华人的问题那么复杂，有很多人研究，这是好事情。如果大家能够研究清楚的话，负责侨务政策的官员们也可以好好了解华侨华人问题。这个问题如果过分简单化，就可能产生误会，不仅自己有误会，也会让国外对你的政策有误会，很可能会影响到国家间的外交关系。中国为什么要有外交部？因为懂得外国的情况才可以好好制定政策，不然的话，政策就是悬空的。所以说，仅仅有自己的观点是不够的，还要多了解其他国家的情况和国外学者的看法。

现在中国研究华侨华人的学者越来越多，认真客观地去了解华侨华人历史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联系，是很有用也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现在中国正在实施“一带一路”倡议，需要“走出去”，华侨和当地华人就更加重要，特别是现在有那么多中国新移民，他们也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新移民跟当地的华人、华裔不同，你如果分辨不清的话，又很容易造成误会，甚至连外籍华人之间都有误会。东南亚有些国家对当地华人本来就有偏见，如果有误会的话，问题就更多了。我认为将来的海外华侨华人研究，不仅要注意当地华人的问题，也应该关注中国以及中国政策对他们的影响。

张梅：您可以说是属于华侨华人中的精英、翘楚，那您怎么看待华侨华人中的精英人物？

王赓武：说到“精英人物”，我觉得他们在居住地所起的作用要加以考虑。有时候所谓精英者，是因为他对所在国的贡献，使得其有成就，如此的话，居住国欣赏他们，他们效忠它，这样他们就会发展得很好。如果说他们是为了中国去做事情，那么所在国也不会信任他们，尤其是在华侨华人问题很敏感的国家，所以在宣传所谓精英的时候需要注意这些东西。尤其是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方面要注意，科技方面的人才可以简单一点，因为科技可以说是没有国界的，而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多多少少都有国界。所以我一再强调的就是这个“民族国家”的概念到底要怎么看，因为这是个很重要的概念，亚洲各国都在争取重新定义它。例如说日本，现在感觉日本也不那么简单。再比如说韩国和朝鲜，现在已是分裂的两个国家，意识形态是对立的。美国操控韩国，宗教影响很大，以前韩国是儒家思想，现在把基督教整个一套搬过去，教徒人数多得不得了，所以这是个很大的变化。可朝鲜的情况又不同，即使与韩国同为一个民族。其实每个国家都有这种区别，如果是一刀切、一种政策来对待的话，我想对海外华侨华人可能就比较危险。

张梅：现在海外有很多的华侨华人的聚居区，我们称之为China town或者说唐人街，您怎么看华侨华人聚居区？

王赓武：以前的唐人街，基本上是因为外国人排华，华人不得不如此，这是一种被逼出来的存在，所以初看起来有些不自然，可实际上很自然，因为华人要自己保卫自己。倒是现在有些唐人街在做各种旅游的生意，在我看来一点都不自然。今天会议上有人提到，现在菲律宾已经不称之为唐人街了，人家就叫中国城，那又是另外一个意思了，所以这里头变化无穷。在东南亚本来没有什么唐人街，到处都是做生意。菲律宾倒是有一条，但也不叫唐人街，其实就是他们聚集在一起。唐人街这个概念，是在大城市里头一个区域专门给华人做生意的，是逼出来的，比如说人家欺负你，大家一商量不如都聚集在一起，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这种情况现在已经没有了，现在的唐人街是人造的，就是看起来是做旅游生意的，不仅有外国人的旅游生意，也有中国人的旅游生意，方便是很方便，但是这个性质已经完全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