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课堂 留下怎样的体验？

郁怡青正在美国明尼苏达州的卡尔顿学院攻读心理学研究生，辅修音乐表演专业。

获得强烈的“同理心”

李梦玮是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国际公共与政治传播专业的一名研究生。“有一门课程叫做‘战争中的媒体使用’。我生活在和平环境里，从未接触过战争，在国内也没有接触过类似的课程，所以这门课令我感到新奇。”李梦玮说。

这门课的老师学识渊博，课程内容理论性很强，老师会列举各种丰富的事例，帮助学生理解。“老师讲解了卢旺达大屠杀事件的实例，我意识到媒体在战争或危机中的重要性。因为媒体报道的缺失，导致卢旺达大屠杀没有得到世界的足够关注；这反而使得屠杀事件愈演愈烈。这令我很震撼，也让我明白了：原来媒体应该担当如此重要的社会角色。”李梦玮说。

郁怡青是位于美国明尼苏达州的卡尔顿学院心理学专业研究生。在这里，她开始了解和接触各种精神疾病。“这学期我上了一门有关精神疾病的心理课，从比较普遍的抑郁症、躁郁症、焦虑症到非常罕见的解离性身份疾患……老师总共介绍了将近10种心理疾病。”郁怡青说。课上，会有一些真实的患者，来和学生做面对面交流，讲述他们的经历。这使得学生有机会通过实际案例，近距离观察患者的临床表现。

“这门课，改变了我对精神疾病的一些偏见。那些患者在课堂上诉说他们的经历，令我产生了一种非常强烈的、心理学称为‘同理心’的情绪，其实就是换位思考。这样，可以更客观地看待病人，让我明白这个病原来是这个样子的。”郁怡青说。

这门课程启发郁怡青产生了许多想法。作为一名心理学的学生，她希望大众能够消除对一些精神疾病的偏见。她希望自己在回国之后，多了解国内医院对于这些精神病症的治疗方法，如果有需要，她也愿意用自己学到的知识，为更多人服务。

贴近实际应用的学习印象深刻

许晓雨是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数学专业的研究生。学习数学专业前，许晓雨在商学院学习了半年。“有一门课叫做‘商业的未来’，教授会把三四个人分为一组，让每个小组选一个公司进行研究。小组围绕老师提供的研究方向，一起讨论、上网找资料、查阅这个公司每年发布的财报和新闻，再结合当地的政策，最终每个组在课堂上讲述小组的研究结果，也就是解决方案。”

这对于许多同学来说都是挑战。

许晓雨小组的研究对象是澳大利亚一个做速食汤包的公司。由于原料涨价，这家企业的营业利润已经连续两年急剧下降，当地政府的一些政策也导致公司难以发展。教授要求小组做一个具有可行性的方案，增大公司的利润空间。

“现在想来这门课程真的很有趣。”许晓雨说。“我们组里有3名本地学生和两名中国学生。我们第一次小组会议就把这个品牌不同味道的产品都买来试吃了一遍，得出的结论就是只有两个品种味道好吃。”

最终小组的决定是，在包装上做些变革。原包装是纸盒，小组决定在盒子上做一些镂空设计；再将内包装换成透明的塑料材质，这样购买者能更直观地看到里面的产品，激发购买欲。

随后，小组开始将这个想法付诸实现。他们用3D建模，生成了一个外盒新设计样式。新设计需要投入新机器，小组又去寻找合适的机器设备，算价格、计算购买机器的回本周期。如果换成塑料内包装，大家发现成本将会更高，于是他们又把内包装缩小……

“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对知识有更深入的理解。”许晓雨说。

课堂上的教授也是朋友

商学院的克雷格教授，给许晓雨留下的印象最深。“教授是澳大利亚人，他对中国有一种近似痴迷的热爱。”许晓雨说。

在第一节课时，克雷格教授就用幻灯片分享了一首中国古诗，展示了他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克雷格对中国学生十分友好，专门为中国学生建立了一个微信群，也经常会在朋友圈下为学生“点赞”。许晓雨说：“克雷格教授平时在课上认真负责，在课下则会和我们分享各种生活感受。在我眼里，他既是教授也是朋友。”

郁怡青喜欢讲授电影课程的多恩兰教授。“这个学期我们观看了王家卫的电影——《花样年华》，我和多恩兰教授讨论了很多电影里的细节。我本来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肯定能更容易看懂这部电影；但是没有想到，在跟教授聊天时发现，我知道的远比他少。他对影片中涉及的中国社会背景，竟然比我还要熟悉——熟到令我感到很羞愧的地步。”郁怡青说。

郁怡青把这样的课程交流，常称为“一起聊天”。

“教授对于电影艺术有自己的理解，他还知道不同中国导演的个人风格。”他也会跟大家讲解艺术电影的欣赏要领，特别是与商业电影的区别：社会文化背景、电影视听语言的感受或者技巧，教授都能指出完全不同之处。“与这样的一个学识丰富的教授一起聊天，感觉收获非常大，也会激发起努力了解更多知识的动力。他已经年纪很大了，但每天还在不停地汲取各种新知识。”

“这样的教授，影响和带动我保持终身学习的习惯。”郁怡青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