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中国不断发展，唱衰中国的“崩溃论”开始消退，揣测中国国际动向的“陷阱论”悄然登场。一种论点认为，中国发展起来以后必然在国际舞台上示强，将引起美国的恐惧，从而使得中美冲突乃至战争不可避免，从而落入“修昔底德陷阱”。另一种论点则逆向思考，认为中国发展起来以后的动向可能不是示强，而是示弱，即不愿承担目前美国无力继续担负的重要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从而使世界陷入领导力空缺、危机四起的险境，掉进“金德尔伯格陷阱”。

“金德尔伯格陷阱”涉及的中国国际责任和领导力问题，确实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真问题，需要深入研究。2017年1月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后，以“美国优先”口号为标志的美国利益至上论开始流行，美国在自由贸易、气候变化等问题上不惜与世界各国分道扬镳，令人不由想起二战前美国类似举动给世界带来的影响。“金德尔伯格陷阱”主要涉及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等人就提出相对于国内公共产品的国际公共产品的概念。国际公共产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点，是成本和获益超越单一国家边界、跨越不同世代、超越不同人群的共享产品。典型的国际公共产品包括稳定的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开放的国际自由贸易、良好的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安全保障体系与公海航行自由等。此后，一些学者把国际公共产品概念用于分析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并结合国际现实完善概念内涵，把国际公共产品按部门领域划分为环境型、经济型、社会型以及制度型、基础设施型等类型。今天，世界和平、区域合作、自由贸易、经济增长、金融稳定、环境保护、传染病防治、知识产权保护、度量衡与标准的统一等大量容易产生外部效应的国际公共产品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关系中的重要议题，对世界的发展、稳定与安全产生深远影响。

既然国际公共产品的使用一般来说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也就是不限制使用国家的数量，而且一国的使用不会造成别国的损失，因此容易产生“搭便车”问题——每个使用者都希望别人付出成本，而不愿自己付出成本。但是，国际公共产品的稳定供给是需要巨大成本的，需要某个或某几个有强大实力的国家带头承担这个成本。近年来，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一直在力所能及地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绝不回避自己的大国责任。比如，《巴黎协定》是十分典型的环境型国际公共产品，对人类社会和世界各国的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但是，美国以《巴黎协定》损害了美国的经济利益和就业机会为由，无视美国的大国责任，于2017年6月1日宣布退出《巴黎协定》。中国坚决支持《巴黎协定》并承诺将完全履行中国的义务，为应对气候变化作出中国贡献。再如，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建设是区域经济合作、国际自由贸易、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国际安全互信等重要国际公共产品的集中体现，由中国倡导建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也是促进基础设施融资建设新的国际公共产品。中国秉持“众人拾柴火焰高”的态度，不断扩大“一带一路”朋友圈，不断汇聚国际发展共识，为世界与区域经济发展及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作出积极贡献。这是中国为世界提供的优质国际公共产品，也是中国国际领导力的体现。

当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提供大量国际公共产品需要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国际公共产品种类繁多，环境型、基础设施型国际公共产品成本巨大，维持稳定的供给殊为不易；经济型、社会型国际公共产品需要争取各方使用者的认可，经常众口难调；涉及和平与安全的国际公共产品政治敏感度高，提供难度极大。从我国现在的发展阶段和综合国力来看，我国仍然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因此，在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上，还需要结合历史和现实、世界局势和中国国家能力进行系统分析，既积极作为，也有所不为，防止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成为我国不能承受之重，尤其要警惕某些国家为了自身利益而对中国进行“捧杀”。对于中国的国际领导力，我们必须有“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的战略决心和耐心，从现在开始，稳步前行，虽远必至。（郑振清/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