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圈内人的说法，即使是代购，内部也存在激烈的市场竞争。有竞争的地方，就有马太效应。于是海外代购也分出了许多层级来：

留学生或华侨个人性质的代购，这大概是所有代购的起点；

全职的代购个人玩家；

合伙的代购，这里已经有资本汇集，有分工合作的意思，而且通常这种形式的代购议价能力相对个人会强很多，并且也不一定只做零售业务；

公司性质的代购，当公司体量增加，需要明确的分工，公司里不再是“每位员工都是老板”了，专业的打工一族出现。而且，当资本体量增加，一些代购甚至已经变成了批发商。

给记者进行上述分析的，是已经拥有多国海外代购团队的张先生，他便是最高级别的代购类型。

“我以前招代购团队时，就明确不招留学生，因为时间等方面得不到有效保证。”张先生说，“做代购很辛苦，以我的经验来讲，我真的不建议学生做职业代购，因为学生时间精力确实有限。我在国内做代购的辅助工作，与在读书的留学生和嫁到美国去生活的主妇都合作过，两者的合作经历迥然不同。学生还是没有精力和经验，你需要考虑他的考试、各种作业等，与他们合作会心惊胆战。如果你真的想把代购当成事业做，就得找职业买手，一长久二踏实”。

按照张先生的说法，留学生代购的劣势是“不可能和大代购拼价格，留学生代购可以把自己的代采费降到没有，但是在物流费用上基本要被坑死”。

“最难解决的是资金流。以购买荷兰奶粉为例，代购时花的是欧元，国内客户付的是人民币。荷兰对个人银行异常进出监察比较严格，所以这方面需要自己解决。多次大量打入欧元，有可能被查账，到时候就不是闹着玩的了。买奶粉不犯法，卖奶粉也不犯法，但是偷税漏税就是你的错了。”张先生对《法制日报》记者分析说。

随着学生时代的结束，徐明也打算结束自己的代购生涯，因为“不好做”。

“以奶粉代购为例，已经渐渐归为大发货商的天下，个人认为在不远的未来会慢慢变成寡头，要么被大电商吞并，要么自己做成大电商。目前留学生不可能做到大量代购，起码我没有听说有留学生做到大量代购。如果真有留学生做到大量代购，也就意味着不用读书了。如果有留学生每周做20箱以上奶粉，我就很佩服了，可以说是凤毛麟角。留学生由于自己的阅历、知识、人脉等关系，再加上生活和学习上的事情，需要考虑的事情太多。”徐明说，“代购奶粉一开始是营销，然后是统筹、物流和人员管理，最后就是人脉和人格了。父母把孩子送出国读书不容易，谁家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我见了很多留学生不好好学习，把留学变成游学，不断重修、留级、肄业，最后骗家人、做假文凭。所以，对留学生而言，一定要在不影响学习的情况下搞代购”。

可能违反国外法律

“遣返”这样的字眼，陈小鹏(化名)从来没有想过会与自己“近在咫尺”。在荷兰留学的陈小鹏差点被遣返，原因则是因做代购产生的税务问题。

“荷兰留学生签证有打工限制，但是没有代购限制。两者不一样。被遣返不是因为代购，而是因为偷税漏税，性质完全不一样。主要还是账目上的问题，学生身份不能打工也就不能有进账，也就不能报税。如果留学生做代购，钱过了手可能就会偷税漏税，就会涉嫌犯罪。”在微信上，不愿透露具体内容的陈小鹏向《法制日报》记者大概叙述着自己的经历，“最后还是在荷兰的家人帮忙解决了困境”。

走出困境的陈小鹏对《法制日报》记者说，“最起码的一点，我认为留学生没有工作许可是不可以做代购的。现在通过国内微信、支付宝、银联转账都有限制，我不认为留学生可以解决这种庞大现金流的问题。欧洲账户进账频繁，银行会给你信函，如果数额巨大，税务局就会查个底朝天”。

在美国留学的杨萍，在干了3个月代购后选择了放弃，因为一次“普法”。

杨萍对《法制日报》记者说，在美国，如果要对已购买的商品进行二次销售，需要有二次销售证明以及缴纳相应税款，“很多代购的留学生都忽略了二次销售的合法性和缴税意识。在中国入关时，不缴或少缴税款，将归属于‘涉税走私’。如果累计逃税5万元以上，会被判处走私罪。由于在美代购的留学生还属于学生身份，一旦转卖、偷税记录被学校发现，学生很可能丢失合法的在美身份，甚至被直接驱逐出境。可实际上，美国政府不会普查每一个学生是否有逃税、走私行为，所以很多学生是在夹缝中冒险赚外快”。

“以前我也不知道这些，前一阵子看新闻里说有学生做代购要被遣返，就赶忙去咨询，才知道后果可能非常严重。”杨萍说，另一方面，代购行为会不知不觉占用学生越来越多的时间，一旦平衡不好学习和代购所占的时间比例，学生容易出现平均成绩点数低、出勤率不高等学术不良行为，“我听说，有留学生因沉迷代购生意出现了平均成绩点数持续走低的情况，最终被学校劝退”。

对此，移民律师郑毅对《法制日报》记者说，代购以营利为目的，属于工作的一种。然而，在美国，外国人必须获得工作许可才能从事工作。留学生拿的只是外籍学生非移民签证，在校外工作必须获得许可才能进行，而持配偶陪读签证的则完全不允许工作。持特殊专业人员或临时工作签证的，其签证身份也只允许为特定的雇主工作。因此，不少留学生及持非移民配偶签证者从事代购行业，实际上已属“非法工作”。

“如果以营利为目的大量帮人代购，则属于未经授权进行工作。通过微信、淘宝等在美国进行代购的行为，与在餐馆打黑工等行为相比，较为私密，且交易结算多在中国进行，不易被觉察。然而，这并不代表该行为合法，仍存在风险。”郑毅说，尽管目前尚未有因代购行为败露而导致非移民身份被取消的案例，但并不代表代购行为无迹可查。代购需向海外寄出大量商品，同一人名和地址长期寄出大量的包裹，有可能引起海关察觉，进而根据姓名及地址顺藤摸瓜，查出无工作许可而从事代购的人。

郑毅说，因代购导致非移民身份出问题的案例尚未出现，但不代表万无一失。一旦被留学国家的政府发现非法工作，后果将非常严重。

于娜曾在加拿大达尔豪西大学与国王学院攻读硕士学位，认识不少从事“副业”的留学生。她对《法制日报》记者说：“代购行业游走在海关稽查的边缘。此前发生过澳大利亚留学生因为代购奶粉受到移民局警告的事件，还有人从国内买了手机壳想要带到国外售出，被国外海关处以高额罚款。许多‘副业’活动涉及的报税、纳税、食品安全监管和非法经营等问题非常复杂，一不小心就会‘踩雷’。另外，不同留学国对留学生从事兼职工作的要求和许可度也不同。”

此外，还有这样的案例值得参考。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做代购，因违反日本的有关规定被遣返。而这件事是被房东举报的。

除了留学国的种种关卡，海关也是留学生代购需要面对的。

在韩国留学的李小慧(化名)身边也有很多中国留学生做代购。“因为不了解法律，所以即使有什么行为和法律不符，自己也蒙在鼓里。”李小慧说，通过声称“自用”而蒙混过关，或者将过海关的程序完全外包给他人，使留学生的代购行为往往游走在法律边缘。一种为人们普遍采用的方式就是拆掉商品包装，消除“商品”痕迹，形成“自用”效果。

“另一种常见的方式就是将代购物品的邮寄外包给专门的快递公司。我们在论坛上认识了一家专门做国际快递和清关的公司，我们将商品交给快递公司，他们让商品过海关并顺利交到消费者手上。”李小慧说，“为了减少缴税的可能性，我们一般会将商品单件邮寄，商品价值尽量控制在5000元以内，这样就不用缴税了。”

□　本报记者 　赵 丽

□　本报实习生 刘雪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