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友乘（左）马友友（右）姊弟俩同台表演，总能吸引目光。（美国《世界日报》）

中国侨网5月8日电 据美国《世界日报》报道，地铁里一个小型乐队在表演。当小提琴拉响时，美国华人老赵略有动容地瞄了一眼身边的儿子。接着，应该是贝斯的声音传过来。列车启动，车厢行进到原来被柱子挡着的乐队所在，果然看到车窗外贝斯手起劲地在拨弦——儿子自幼学习音乐，一路陪他，老赵也颇能辨识几把乐器。

只可惜上了大学以后，儿子很少再碰他的小提琴。说来做爸爸的总有些想不通。“身边几个朋友的孩子也是这样。大学申请书里描写自己如何投入练琴，为初中生学琴项目当小教员如何热心……到头来，怎么说不练就不练了？”

上大学就丢琴？抵触刻板印象

背着父亲，小赵的响应是这样：“学校里活动太多，学习又紧张。(爸爸)不就是希望我能上一所好大学吗？”以前让他拉琴他就拉，让参加高中乐队他就参加，让考级也去考。他认为他明白大人“醉翁之意不在酒”，所以上大学目的一达到，琴弦就“松”下来。

这种情形对音乐教师陈盈颖来说，并不陌生。她目前教的学生中有不少是高中生，也频频见到华人家长因名校对音乐特长生加分录取，一味要求孩子去考级认证，有些孩子被逼到大学就再不碰琴。对太功利化地去学琴，陈老师直言反对。“考级固然对申请大学有好处，但一定要配合小孩的实际程度才去考。”

陈盈颖曾在纽约法拉盛某间音乐学校任教，在这个纽约最大的华人小区之一，音乐学校比比皆是，反映课外音乐教育受到重视。照她的话说，“华人孩子学习乐器几乎成为一种标配。”但孩子们是否学得开心呢？

小赵坦言他产生抵触情绪，因为身边的华人同学、朋友，会一两件乐器的不在少数。围绕“升学指挥棒”练琴，如同参加名校补习班，几乎成为华人学子的一大刻板印象。令他觉得拉琴难免拉出一丝丝的“杂音”。上了大学，眼见体育特长生呼风唤雨，又能吸引女生，后来他宁愿跟着寝室里一个白人好哥们，整天踢球踢得一身臭汗。第一年从在新泽西的大学回纽约家中过春假，小赵抱着一个篮球，站在地铁车厢门前，让去接他的父亲看了好不习惯。

技艺退步？音乐素养转阵发力

儿子的琴技退步得很快，这是最让老赵头疼的。但音教专家的观点是：不必过虑！事实上，除此以外小赵没什么可让父母抱怨的。成绩单显示，他是一名优秀的理科生，作业、实验、体育、社团活动安排得井井有条。像很多学过音乐和乐器的人一样，他逻辑思维强，记忆力佳，做事专注，能持续地练习，善于时间管理。这一切都被迁移为有效的学习能力。

“学音乐还会增强头脑对‘模式’(patterns)的辨识能力，这对将来从事任何职业都有帮助。”从小被父亲朝演奏家方向培养，马友乘(Yeou-Cheng Ma)却跟大提琴家弟弟马友友走上一条不同的路。作为小提琴名家，她本职是埃尔伯特爱因斯坦医学院的儿科医生。具体来说，对模式的辨识能力，既可以体现在医师对自闭儿“行为模式”的辨识，也可以体现为设计师对图样的运用、警探对犯罪模式的分析。

先前在硅谷从事IT工程师的杨方燧，则是工科生转换跑道而成专业钢琴家。他认为工科背景让他得以站在理性和逻辑的平台上，激发感性和创造力，在音乐中让两者得以统一。“乐理是数学和语言学的交集”，“节奏和音高构成音乐的时空结构”……他随手在朋友圈发布的音乐随想中，有着对各学科交融贯通的理解。在他看来，科技、艺术、哲学，是人类宏观发展的三个大方向，也是微观的个人最大限度达到理想境界的三条道路。“从历史上看，任何一个有能力到达理想境界的人，都必将充分学习、理解这三条道路上的艰辛和魅力。”而普通人在任何一条道路的修炼，也自然会对其他路径的发展产生帮助。

地铁里的“音乐之声”。(美国《世界日报》/陆怡雯 摄)

学费昂贵？投资音教回报多

回头看，杨方燧从未后悔自己在26岁时，毅然投读音乐研究生，回到钢琴这一被他描述为“在自己生活、生命中占有比例最高”的事业。但这的确是一个艰辛的选择。在中国高考时他曾因花费以及没有受过正规音乐教育的顾虑，放弃报考音乐学院。留学美国，业余时间他跟随圣他克鲁兹(Santa Cruz)的Mary Jane Cope上课。凭着把音乐放在第一位的热情，以及极高的练琴效率，调动了老师热情，一小时的课经常上完已是两小时，还多次获得临时加课。

专业学音乐固然成本不菲。被曼哈顿音乐学院(Manhattan School of Music)录取为钢琴表演专业研究生，学费靠他两年干工程师的收入以外，再要加上父母的资助。

而大部分业余乐器学生，学着学着半途停下，往往也是因为这笔“额外”的学费。

马友乘认为，人们需要转变观念—与其把音乐课当作花费，不如当作一门投资。就算不谈林林总总的附加值，用硬数据来说话，她指出，许多孩子因为精于一种乐器，可以在大学得到大额奖学金。“我们有一个学生甚至拿到10多万美元的奖学金。”

如果家庭条件实在一般，不妨检视家庭支出的优先级。“有些人舍得花钱给自己和孩子买时装，买时装都有钱，学琴就没钱吗？”而如果买不起也租不起乐器，她建议可去寻找一些提供捐赠乐器的机构。

陈盈颖指出，音乐类的网上公开课、小区音乐会等免费资源其实不少。“纽约爱乐每年的暑期户外音乐会，就很值得去听、去学习。”

华盛顿国际文化中心(Washington Cultural International)总裁陈咏智，曾任国家艺术基金会(NEA)的评委。他建议青少年去参加一些得到联邦、州政府、或企业赞助的艺术团体。但特朗普预算案可能要砍掉资助全美艺术活动和社团的NEA，他对此忧心忡忡。

流行乐有害？打好经典底子就不怕

陈咏智认为，文化艺术是公民社会的基础架构。“按中国传统观念，西周前贵族教育的六个学科，‘六艺’中就包括乐，可见音乐教育的价值。”

华人家庭对音乐教育不可谓不关心，但他认为方向有偏差，尤其在华人聚居处开办的一些音乐教室，迎合华人家长或一些中文学校演出的口味，教材加进太多时下流行音乐风格的通俗歌曲。 “一开始如果不让小孩听经典音乐，而是《月亮代表我的心》，会让他们错过在人生之初建立音乐上严肃美学态度的机会。”

对音乐教育家马孝陵用经典音乐培养子女，陈咏智相当认同。“在马友友成年以前，父亲对他灌输的都是严肃音乐，他后来接触流行乐，是他成年以后的事情，而这也无可厚非。”

父亲的教育对马友乘显然影响至深。她记得两岁时候说要“嫁给巴哈”，父亲回答她：“你迟了200多年。”小小年纪的她并不一定讲得出所以然，但能听出经典音乐果真好。“很多人以为小孩不懂太复杂的东西，不是的。完全可以用经典音乐来启蒙。”

陈盈颖推荐音乐史上较前期的作品如巴洛克、古典时期的音乐，先让小孩尝试听。“巴哈的曲子让人放松心情，莫扎特的曲子比较幽默、开心，都挺适合。相对来说，让二年级生听浪漫主义的肖邦，如同让二年级生看爱情小说，不是不可以，但他们长大后听会更有感触。”

打上古典乐基础后，学童在接触动漫游戏音乐、嘻哈乐等时下流行音乐时，如果表示喜欢，陈盈颖会说服家长先任他们去弹奏，避免拉锯战。过一阵子他们往往主动说：我想弹古典。“电玩是很大市场，游戏公司在音乐方面下了大功夫来吸引顾客，别说小孩子，很多成人也喜欢。学音乐那么苦，有时需要寓教于乐。”她认为，不管学生弹的是什么，依然是在累积音乐的程度。而如果逼得他们不乐意碰乐器，反而程度掉下来，得不偿失。

练一万小时？解决问题是关键

有句话说：“要想成为大师，先练一万小时”。让小孩子不仅是愿意碰乐器，还要乖乖坐下来练习，一开始无非要大人连哄带骗。陈盈颖会这么对小琴童们说：“你五岁，每天练五次，八岁，就练八次。”小小孩觉得这“玩笑话”有趣，就会当真。她不赞成家长之间比较“谁谁每天练了八小时，谁谁练了两小时”。最开始接触乐器的琴童，注意力短，她认为一次练个五分钟也可以。累积下来一天也能练个半小时、一周三五个小时。

“小孩子不能逼。如果是两三岁的孩子，能穿上衣服，出门坐车到老师家，就该鼓励。练上半小时，谈何容易。”马友乘说，她有个学生更通过练琴举一反三，很早意识到，任何科目的练习，都不适合集中强化。“一次练八小时，不如八天里每天练一小时。有如一句中国谚语说：滴水成江河，贵在坚持。”那个学生后来去了哈佛读书。

竹笛演奏家、曾任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副教授的陈涛注意到，美国整个教育系统多元化，可学的东西多，小孩子兴趣容易分散，说没时间练，这也是一个原因。“单是中国乐器，就有笛子、琵琶、二胡……西方乐器中最流行的钢琴也来分一杯羹。除了学音乐，还有体育活动。”

杨方燧从小对练琴颇有自觉性。五岁时每天练一小时，不仅不反感，后来因为一小时解决不了所有问题，他自己还要加时间，逐渐增加到每天两三小时。在他看来，练琴的关键在于方法和效率，并非百分百取决于练习的量。他父亲也很重视这一点，给他做了厚厚六大本钢琴笔记，详细写下每个曲子中，他出过问题的小结号、错误、要求、解决办法等。“我建议琴童们以解决问题为目标，十分钟能解决问题更好。如果真能这样，那就需要老师制订合理的计划，随时调整目标。”他认为学琴是学生、老师、家长三方的合作，需要按套路、很默契、很科学地进行。

工科生转业钢琴家，图为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歌剧院。(美国《世界日报》)

乐感早培养 童子功拖不得

如果说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个老师，家庭则是第一个教室。针对有的妈妈强调胎教音乐，马友乘认为有一定道理。记得怀大儿子八个多月时她开音乐会，其间弹错一个地方，胎儿居然在腹中踢腿。“因为我平时练习不是这样弹，他能听得出。”儿子出生后七个多月，有一次她弹起同一首曲子，小脸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彷佛在说：原来外面也能听到。

陈盈颖记得妈妈怀弟弟时有听音乐。“果然弟弟后来对音乐敏感度高。不确定是不是个别案例，至少孕妈妈的心情会比较平静、愉快。”

有些家庭重视早教，但放很多儿歌给孩子听。马友乘指出，“只让孩子听儿歌，如同只对宝宝说儿语。”小孩子用儿语说话，只是因为他们口腔肌肉的运动控制有时候还不足以令他们发出听到的语音。

那么，几岁适合正式学音乐呢？从发展儿科医生的角度，马友乘认为，何时开始学音乐，不是看年龄，而是看发展程度。小孩可以正确辨别至少一种颜色的时候，说明他们可以正确分类不同的抽象概念了。“最初当你问小孩：‘这个东西什么颜色？’他们统统是以自己学到的第一个颜色来回答。什么都是白的、蓝的，或者红的。也不会加形容词，说乳白色、宝蓝色、粉红色。而一旦他们说得出两三种颜色，说明他们开始知道每一个不同的声音对应一个名称。”她建议，这时候就可以开始教他们不同音符的名称了。

而一旦小孩子能辨识不同音符，就可以学着在乐器上弹奏简单的歌曲。“弹奏更复杂的乐曲应看小孩的自身能力，以及老师是不是有好的教学方法。”

在音教界，关于孩子几岁开始学乐器，众说纷纭。纽约大学长笛专业研究生毕业、累积十多年教授长笛与钢琴的经验下，陈盈颖并不鼓励太早开始。“太早弹钢琴，小孩子手骨软，容易变形。长笛由于本身有一定长度，通常要等到小孩八九岁、身高120公分左右才学。”她同时强调，不论是任何乐器，都需要运用到细微的肌肉动作，从小练习，从技术上容易累积得起来，“相比成年人，小孩子对于音色、韵律、节拍也更敏感，成年人在专注力、感悟力上更胜一筹，但肢体技术方面会学得相对辛苦。”

该选择什么乐器往往也让家长伤脑筋。无论是什么乐器，陈涛坚持要学生买好的乐器，贵一点也值得。“小孩子的成长过程，几年工夫很快过去了，要找最好的老师，选最好的乐器。好的乐器可以让小孩在学习音乐之初，培养一种对音乐的标准。一把高质量的笛子，音准、好吹。不然耳朵都听坏了。”在美国，可靠的中乐器的本土制造商并不多见。他自己会去上海找师傅私人订制，并建议学生不要在美国买，也不要网购。

马友乘记得两岁半的时候，家里给她一把小提琴，三岁时给她一架钢琴。她也满足地接受了父母为她做的选择。而比她小四岁又三个月的弟弟马友友不是这样。给他小提琴，他说不要，因为姐姐已经拉得很好了。他显然也对钢琴没兴趣。直到有一天在电影院看到一部有关纽奥良一个爵士乐队的纪录片，看到里面的低音提琴(double bass)，兴奋地说要那把“大家伙”。最后父母跟他各退一步，他开始学大提琴(cello)。

马友乘建议家长们先让孩子接触一下乐器，“让小手摸摸钢琴，看他(她)有没有兴趣。”有一个跟她学的小孩摸了摸小提琴，不小心将它摔坏，至少他晓得说，“小提琴是个很脆的东西。”这也是一种亲身获得的感觉。

做虎妈 要孩子成功急不得

培养两姐弟，马孝陵充分展现了教育家的魅力。以“大皮鞋抽出”一个郎朗的郎国任，则毁誉参半。1999年，17岁的郎朗正在费城的寇蒂斯音乐学院(The Curtis Institute of Music)学习，他到华盛顿举行第一场公演，由时任华盛顿交响乐团(Washington Symphony Orchestra)董事会副主席的陈咏智筹办。谈到郎家父子，陈咏智举了一例：当年郎朗的东道主家庭(host family)，男主人是里根总统任内国务卿海格将军的部下Sherwood Goldberg，其妻也是一个钢琴教师。“Mr. Goldberg见证了当日初抵步他家，乐谱仍在托运途中的郎朗，一见钢琴，就凭记忆背谱练琴，郎爸一直站在琴边几小时不坐下。”

郎国任无缘正规音乐教育，他把一腔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为陪郎朗去北京求学，甚至辞去公职。九岁的郎朗被中央音乐学院某老师骂退后，郎国任逼儿子“自杀”，曾致他三个月不愿碰钢琴。后来郎朗还要出声力挺，“我爸不是‘狼爸’，是‘郎爸’。”

钢琴家刘诗昆说过：“那些吵着要练琴，喜爱的不见得最后学出来；反而有点逼着练的，倒弹出个模样，成了才。”但怎样逼到孩子不停练又不反抗，这个度怎么掌握？

陈盈颖发现，“西方”家长较爱看孩子演出、上台，常挂在嘴边的话是“他(她)喜欢就好”。华人家长不是那么在意孩子喜不喜欢，更倾向于逼迫孩子练琴，如同他们爱比较“考试考了几级？”太功利性当然不值得提倡，但能掌握好度的结果反而会是，“华人的小孩练琴进步比较快，白人的孩子比较容易放弃。”

而陈涛发现美国华人家长跟中国家长尚有不同，那就是中国家长“逼”得更厉害。“教华裔二代最大的挑战是，家庭很认同中华文化和音乐，但并不希望小孩靠这行吃饭，要他们将来做医生、律师。”教师常面对的是希望通过音乐教育让孩子达到另一种成功的“虎妈狼爸”们。

找名师 方法和涵养都重要

在中国，央乐老师处在挑学生的地位，在美国做私教，则是学生挑老师。以前，学生取得进步与否是要证明给他这个老师看，而美国这边，学生的进步需要老师来证明。陈涛说，在中国教学的老办法不能再用，生源的不同，使得适应学生程度而因材施教，变得尤其重要。他更浓缩了课程精华，向学生和家长作出承诺：“你每天练半小时，我三个月让你看到进步。”

“不同的教学方法，结果真的很不一样。”马友乘最反对让孩子死记硬背，“靠听和记忆，孩子们的确能很快学会演奏几首曲子。但不如一开始教会他们识读音符，能让他们学得更快、更好。”

陈盈颖强调“快乐教育”，“学音乐本就是很难的一件事，放轻松比较好。” 她也强调教师的魅力，“如果孩子喜欢老师，即使学得再痛苦，也比较不容易放弃。”她说，从头跟着她的学生，几乎没有教不好的。而因转学、搬家、时间上无法配合而转过来、中途接手教的学生，有些已经被败坏了对音乐的好感，容易放弃。“一些孩子长大后会想，当初没放弃就好了。停几年再回来学的也有不少。”

这也是老赵的期待。有一次，在儿子以为他没注意的时候，擦了擦小提琴上积起的灰尘。老赵希望这是未来他会重拾琴弦的一个信号。

作为一个华丽转身为专业钢琴家的“过来人”，杨方燧认为，钢琴的学习不仅包含技巧进步，还要注重艺术和哲学层面的提升。最初是技术层面，“初期的老师，决定了大部分琴童是否能正确练琴和进步，也决定了极少数‘苗子’是否能被发现。”第二层面是艺术涵养的修炼，第三层面是哲学思想的注入，也就是艺术灵魂的建立。“在这第二和第三层面上，钢琴学习需要一流的、很适合自己的导师。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学琴的地点。名师聚集处，当然也是顶尖的学生聚集处。”他观察中美的不同在于，在中国，钢琴教学资源，集中在屈指可数的几个城市，分布极不均衡，中国琴童往往因没有机会受到名师熏陶，无缘接触真正的艺术，容易把艺术和娱乐混为一谈。美国的琴童和家长的选择远远多于中国内地，因为美国的钢琴教学资源分布广泛，名师也并非全集中在纽约、波士顿、费城、芝加哥等地。他分析，“这得益于美国更早地接受和继承了西欧、俄罗斯等学派的传统体系，也得益于美国近现代发达和均衡的工商业分布，作为强大的社会发动机，吸引艺术家前往各地。”（陆怡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