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美国媒体的表现和作用引人关注。美国媒体一直标榜所谓的客观公正，认为自身的影响力和公信力也正源于此。然而，这次大选中美国媒体的表现却让人们对此产生了质疑。美国主流媒体到底怎么了？媒体精英是不是在为民众建构一种偏向性的虚拟存在？社交媒体是否正在改变传统的政治传播生态？本报研究部的研究人员围绕这些问题进行了探讨。

——编 者

美国主流媒体病症透析(人民观察)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出现与媒体预测相反的“逆转”，恐怕是美国主流媒体始料未及的。“希拉里·克林顿具有巨大优势赢得选举”，大选投票全面开始当天，《赫芬顿邮报》还以这样的报道内容预告希拉里的胜利。同天晚些时候，《纽约时报》公布了10余家权威媒体的最新民调，绝大多数民调数据都显示希拉里的民意支持率领先于特朗普，可是最后的选举结果却让主流媒体大跌眼镜。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美国主流媒体是利用先进的技术进行越来越复杂、看似越来越“精密”的民意调查，结果却自打耳光。现在，这些民意调查被认为仅仅是为了政治和商业目的，对民众有着误导作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约翰·金认为，“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主流媒体似乎并没有形成一个基于现实的预测”。在这场大选中，美国主流媒体以及美国民主被放到显微镜下接受全世界的审视，许多人不禁发问——美国主流媒体生了什么病？

因“自由主义偏见”而失去民心

在美国媒体界，“自由主义偏见”问题由来已久。美国达特茅斯学院吉姆·库普斯教授曾对116家美国主流媒体进行调查研究，结果显示，自由主义倾向在美国媒体界广受追捧。记者们普遍认为，如果在工作中表达中立或保守的观点，就会被贴上“少数人”的标签。美国主流媒体关于枪支合法化问题、同性恋问题、种族主义问题的讨论，都带有明显的自由主义特征。媒体在选用智囊团时，也会偏向邀请自由派学者和政府成员发表意见。有研究表明，《纽约时报》在援引内容时，来自自由主义智囊团成员的往往是保守主义的两倍。根据2014年盖洛普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有44%的美国人认为自己的媒体“太过自由化”。

“自由主义偏见”对美国主流媒体公信力的损害显而易见。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美国主流媒体的“自由主义偏见”更为明显，美国中下层普通选民关注的议题鲜有出现。对客观性的失守既降低了新闻的质量，也加剧了美国民众对主流媒体的不信任。现在的美国主流媒体正在逐渐失去它们一直以来所标榜的代表“主流民意”的光环。

为精英阶层代言阻碍民主发展

近年来，美国主流媒体与那些掌握决策权的少数富人和精英的关系越来越密切。面对重要的政治决策，为了迎合精英阶层的需要、维护精英阶层的利益，媒体将特定问题进行包装，然后再传播给民众，建构一种所谓客观真实的新闻图景。这种做法既剥夺了民众的知情权，也限定了民众讨论议题的框架和范畴，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民众对民主政治的参与。

长久以来，美国的主流媒体都宣称自己能够真实准确地捕捉并反映民意，但事实上媒体呈现的社会现实和“民意”与普通民众的诉求大相径庭。主流媒体关注的是美国维护全球霸主地位的愿景、多元文化的发展以及经济全球化的未来等。而那些政治参与度相对不高的工人阶级更多关注美国是“一个社会流动性、就业流动性近乎为零的国家”。过去的几十年中，他们的处境越来越艰难，其生活水平与掌握着大量资源的社会精英相比，差距越来越大。然而，精英阶层得到了新闻赋权，控制了新闻来源。主流媒体新闻报道的重点聚焦于社会精英，无论是报道主题还是采访对象，在各个问题、各个环节上精英阶层都有更大发言权。这样一种过滤机制，使得普通人的声音无法成为社会的主流话语，形成了一种“圈外人”效应。

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几乎没有哪一家美国主流媒体愿意给出“特朗普有机会当选美国总统”这样的预测。美国媒体精英们忘记了应该去美国中部地区倾听民众的呼声，他们选择用“种族主义与偏执狂”等词汇来形容特朗普的支持者，熟练掌握各种数据分析工具的他们只是在一遍又一遍地推演着希拉里胜选的各种可能情境。这样的媒体很难反映美国的真实现状，对美国民主的发展能作出多大贡献也值得怀疑。在主流媒体的保护与支持下，美国奉行精英主义的社会体制，造就的只是民主的海市蜃楼。

记者成为政治集团“内部人”

对美国民众来说，政治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通过媒体获知的二手现实。美国著名政治学家默里·埃德尔曼曾指出，对于普通人而言，政治就是在他们心中的一系列画面，而这些画面借由电视新闻、报纸、杂志等媒体渠道的信息输入而产生。

美国时政新闻记者与白宫的关系非常微妙。为了满足获取信息与传递信息的双重需要，他们不满足于记录者的身份，而是成为事件的经历者抑或是策划者。他们与白宫越走越近，有时甚至将自己看作是华盛顿政治精英的一分子、政治集团的“内部人”。有人戏称白宫为“世界新闻的头号制造者”，而媒体则沦为美国政府新闻策划中的一环。

作为大选信息输出的重要渠道，主流媒体在美国总统大选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方面，主流媒体是美国总统候选人与选民之间进行沟通并展示、宣传自己政策主张的重要渠道。但主流媒体的这种主导地位与民众对其的依赖，反而促成了主流媒体对现实的构建，没有反映社会的真实状况。另一方面，美国主流媒体也在试图将自身掌握的庞大资本转化为权力，介入政治运行。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中，美国三大广播电视网——全国广播公司、美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旗下有1160名雇员通过各种形式向民主党阵营捐赠100余万美元。据《华盛顿邮报》资料披露，在克林顿夫妇活跃于美国政坛的40余年时间里，两人共接受了总计至少达30亿美元的政治捐赠，而其中媒体大亨、控制多家美国西语媒体的海姆·萨班夫妇就是其主要捐赠人。

为大资本站台导致媒体权力异化

西方新闻界一直标榜自己的记者能监督政府、揭露社会中的腐败与黑暗，恪守“看门狗”的职责。但随着西方媒体集团的资本化，媒体集团以话语权及其影响力引导主流舆论、维护资本利益，出现了明显的权力异化现象。现实中，美国主流媒体操纵舆论与民众的野心不断滋长，“第四权力”被过分滥用，反过来剥夺了民众了解现实、表达观点的自由。

美国前总统托马斯·杰弗逊曾将媒体定位为“对行政、立法、司法起到制衡作用的第四种权力”。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了媒体相对于政府的独立地位，强调了媒体监督权力、反映民意的特殊社会功能。但随着资本的大规模介入，美国主流媒体离这个初衷越来越远，其报道也频频遭到美国民众的质疑。

随着美国媒体业越来越集中、影响力越来越大，媒体权力异化也越来越明显。今天的美国媒体几乎被6家巨型公司——新闻集团、迪斯尼、维亚康姆、时代华纳、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康卡斯特垄断。媒体的集中垄断使得话语市场变得更加一元化，传递多元观点的主流媒体越来越少，美国民众逐渐成为大资本操纵的木偶。美国学者兰斯·班尼特在其所著的《新闻：政治的幻象》一书中，更是直接提出“新闻的驱动力是经济利益，而不是民主”。广告与赞助是美国媒体的主要盈利来源，能否受到资本的青睐直接关系媒体的存亡。在这种媒体运行规则下，新闻事件是否报道、以什么样的角度报道，实际上就取决于媒体拥有者和资本拥有者的立场。

表面上，美国媒体在财政上独立于政府，在法律上又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似乎能够成为“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独立王国”“守护社会公平与正义的一块净土”，实际上这只是一种美好的幻想。如果说在20世纪以前，美国媒体尚能作为“一支独立、广受尊重并富有力量”的信息传播渠道与民意疏通机制介入美国政治或总统大选，那么，进入20世纪后，美国学界与普通民众越来越倾向于认为，充斥着“自由主义偏见”与精英化倾向的美国主流媒体已经得了重病。

“政治秀”的背后(思想纵横)

盛产真人秀的美国，今年在总统大选中奉献了一场精彩绝伦的“政治秀”。在西方民主制度框架下，社交媒体的煽动、主流媒体的错位，注定了这样的“政治秀”不会散场。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戈夫曼提出的戏剧理论，把舞台分为“前台”和“后台”，前台是塑造和扮演的场合，后台是掩饰和隐匿的场合。最成功的真人秀，本质上就是撕开舞台间的幕布，把后台置于看客眼前。如同电影《楚门的世界》，男主人公楚门从小到大的一举一动，被电视24小时直播。毫无疑问，今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就是一档成功的政治真人秀。如果说“水门事件”是“深喉”偶尔揭下了幕布的一角，特朗普则是主动扯下了前后台之间的幕布，好像没有任何隐藏。他敢于抛出“惊世骇俗”的政治主张，经常三更半夜通过社交媒体与他人打嘴仗……有学者说，在很多美国民众眼中，特朗普是参选人中最直率、最没有城府的一位。

为什么本应严肃的总统选举沦为一场“政治秀”？社交媒体的发展可能是最直接的原因。2008年以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等还是大选的主要发声渠道。但到了2016年，以脸谱、推特、快拍为代表的社交媒体成为主要信源。社交媒体偏爱个性化、碎片化和冲突化的表达。在美国一些社交媒体专家看来，特朗普创造了新的竞选模式：他在竞选对手的“重要时刻”，利用推文、小视频转移民众注意力，破坏对方选战效果；在社交媒体发布具有高度争议的主张等，追求最大曝光量，吸引被社会边缘化的支持者……事实证明，在社交媒体大行其道的今天，这样的竞选模式是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