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选即将尘埃落定，从党内初选直到两党对决，“混乱”“无序”“比烂”似乎已成这次大选的关键词。无论是竞选人、两党大佬、选民还是媒体，都毫无防备地被裹挟进这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戏。

在这一系列乱象中，“特朗普现象”以及“桑德斯现象”成为媒体和学界关注的焦点。特朗普和桑德斯分别作为共和党、民主党内的“反建制派”或“非主流”异军突起。特朗普在十七个共和党竞选人中突出重围，在不被大部分政客和媒体看好的情况下成为与希拉里对决的共和党总统竞选人，其在党内制造的分裂与混乱延续至今。而自称是“社会主义者”的桑德斯在初选中差一点儿将势在必得的希拉里挑落马下，随后希拉里爆出的“邮件门”丑闻也让民主党内部一度分裂。实质上，这些现象都根植于美国当前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遭遇的多重困境。大选进程犹如一部不知疲倦的“扩音器”，把问题的一面和民众的愤怒不断叠加，呈现在世人面前。

在诸多问题中，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尤显突出，“不平等”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定义了这一次的美国大选。直观地看，美国正出现富人越富、穷人越穷的现象。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2012年的报告显示，美国最富有的20%的人拥有超过84%的财富，而最贫穷的40%的人一共才拥有0.3%的财富。另外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2016年9月公布的数据，2015年美国最富有的5%人群的收入是最底层的17倍。

更能体现这一情况的是美国出现了中产阶级整体缩水的历史性变化。四十多年来，美国一直是中产阶级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橄榄型社会”，但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这一结构在2015年年初跨过了“临界点”，属于中产阶级的人数约为1.208亿，而在之上或之下的人数总和已经达到1.213亿左右。也就是说，这颗“橄榄”已经变形，正朝着“水桶”甚至“小蛮腰”的方向奔去。客观地讲，这种变化并不意味着美国经济没有发展。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中产阶级萎缩，上下两头扩展，但上端的扩充大于下端，收入从中产阶级大量转向更上一层的人群，推动了“富人越富、中产缩水、穷人更穷”的现象。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2014年美国民众总收入的49%集中在中产阶级以上的人群，这一比例相较1970年提高了29%。此外，在2015年，20%的美国成年人属于最低收入人群，相较1971年提高了16%；9%的成年人属于最高收入人群，是1971年4%的两倍多。

再进一步分析，两个具体维度上的贫富差距对“成就”特朗普和桑德斯功不可没。一是地域上的贫富差距明显。美国大部分经济相对困难的人口集中在东北部和中西部。根据“经济创新集团”2016年的报告，经济较为困难的人群只集中在美国80个城市，其中“锈带地区”的城市正承受人口、工作岗位、商业机会的多重流失。相反，美国多数繁荣城市集中在加利福尼亚州、得克萨斯州等地的一些科技中心和新兴城市。此外，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或繁荣水平同样呈现差距拉大的情况。二是代际间的贫富差距不容忽视。尽管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中产阶级的发展就已经陷入停滞，但有一个现象始终存在，那就是下一代的生活水平总能超越上一代。不过从收入上看，大致从2009年开始，也就是金融危机之后的奥巴马政府伊始，这一趋势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教育水平更高的年轻一代，其经济状况甚至不如自己的父辈，产生了“一代不如一代”的沮丧和不满之情。

对于大部分即将失去、已经失去和早就失去中产阶级地位的人来说，贫富差距不断拉大、阶级固化等已成为他们无法承受之重。他们对美国经济所谓的“温和复苏”势头着实无感，对今天的生活状况、社会现实失落沮丧，对华盛顿低效政治充满愤怒，对台面上的传统政客满腹怀疑。不同收入群体或不同地区、代与代之间的矛盾与分歧集中爆发，为“特朗普现象”和“桑德斯现象”的孕育提供了绝佳环境。特朗普提出的“让美国再次伟大”“把工作岗位抢回来”等极富煽动性的口号符合蓝领白人等群体的胃口，而年逾古稀的桑德斯则以“不平等”斗士的形象牢牢抓住“美国梦碎”的年轻人。

大选即将结束，美国即将迎来新总统。太阳照常升起，日子却没法照样过。竞选人之间斗得再激烈，握手言和也并不难，正如奥巴马能够“一笑泯恩仇”邀请曾经的对手希拉里出任国务卿一样。然而，竞选人背后的支持者却没有办法暂时失忆、放下争执，原本的分歧由于大选而被放大和固化，最后甚至可能引发整个社会的对立甚至分裂。大选本应是选贤任能，尤其在国家面临深刻危机时，选出的领导人更应能够带领国家和民众舔舐伤口、弥合分歧、继续前行。现在看来，希拉里和特朗普恐怕都难负重任。（孙成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