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7月25日报道 美国之音电台网站7月23日报道称，中国留学生年轻的生命不幸时有夭折。留学生群体心理健康问题频频亮起红灯，谁该关注？

2012年10月26日，麻省理工大学斯隆商学院中国留学生郭衡(音译)上吊自杀。

2014年8月21日，加州州立大学富勒尔顿分校中国留学生林旭(音译)跳楼自杀。

2014年10月15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国留学生李扬凯(音译)跳楼自杀。

2016年1月，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中国留学生小陆(音译)跳冰湖自杀。

宾大心理学专业研究生畅阳回忆，“我刚来的时候住到一个房子，很便宜，因为它其中还在施工。有几个工人其实也是住在那个房子里面。多米尼加共和国来的一个工人，他是那个房子里面的工头。对我动手动脚，行为很不检点。就跟帮派一样的感觉。也很害怕，我也不会去报警。因为觉得报了警察，就算把他抓起来，他出来要报复我怎么办？我在这边又没有认识的人，也没有亲人，也没有朋友。简直就是人生的低谷，相当难过。”

宾大教育学专业研究生孙立安说，“我自己山东农村的。以前在国内工作过9年时间。 我这么大年龄出来读书也是超出了农村人的一种理解能力、想象。我就没有买房，因为我自己一直有这个梦想，要出来读书。给他们(父母)带来的压力感超过了给他们带来的光荣感，因为他们不太能理解为什么要跑到美国来读书。”

报道称，留学经历中常见的困难除学业压力、生涯决定、人际关系处理等，留学生群体还会面临特殊的挑战。诸如，文化差异所产生的不适感和国际学生身份限制问题等等。 面对挑战，大多数中国留学生会选择自我调节的方式。

孙立安说，“比如参加半程马拉松，跑跑步。我半年时间跑过两次‘半马’在这边。而且成绩非常好，挺意外的。通过运动也可以把自己的压力排泄出去”。

如果自我调节效果不佳，中国留学生群体可以寻求其他途径。例如，学校提供的心理咨询服务项目。

畅阳描述，“觉得自己是抑郁症。因为抑郁症会有注意力不集中，也很容易暴躁，也会自己一个人哭。就是很孤单的那种感觉。觉得自己有饮食症，暴饮暴食。到一个巅峰时期，我特别难集中，什么都做不好。压力很大。当时也有一些自杀倾向，觉得好累啊。自己怎么做都不行，觉得活不下去的那种感觉。最后去了很多地方，参加了心理咨询。我们学校CAPS(咨询与心理服务项目)”。

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咨询与心理服务项目(CAPS)，获得心理咨询的途径包括通过电话与心理咨询师做简单初评，再进一步预约。或者在开放时间内直接来心理咨询中心。

宾大咨询与服务项目国际学生心理专家何宇红博士解释，“心理师可能会问你，为什么你想要打这个电话？或者是今天为什么进来？然后你有哪一方面的困扰？这样的困扰大概持续了多长时间？你有没有试图解决它？它对你的生活造成了多大的影响？然后你现在的感觉怎么样？还有没有其他方面的压力？你自己的资源有多少”？

畅阳说，“去了以后见了好几个咨询师，没有一个很合拍的人。经过了大概两个咨询师，我才找到了一个跟我性格配合的咨询师。她跟我讲说，我觉得你可能是注意力缺陷多动症，ADHD。宾夕法尼亚大学有一个ADHD的咨询项目。 最后测试了一下，ADHD，没问题，绝对是ADHD。一开始是很难接受，因为觉得自己有这样一个生理性的障碍。去跟我很合拍的那个咨询师在做咨询，就是认识到了我这些缺陷的反面的长处。比如说，注意力不集中、思维很活跃其实都是创造力的表现。这样子一来，压力就没有了。因为一直是觉得自己不够努力、不够集中”。

2014-2015学年，宾大1800多位中国留学生中大约有12%的中国留学生寻求心理咨询。

何宇红博士解释，“我会觉得如果是从学生的比例来讲，可能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低一点的。我觉得在我们中国文化里面对心理健康看法有点两极化。要么你就健康，要么你就有病。我觉得其实这样一种观念不是特别正确，也不是特别的全面。”

孙立安说，“国内的学校传统上没有这些资源。每个人就是在承受这些问题。大部分学校还没有心理老师吧。”

何宇红博士进一步解释，“老话说的叫‘家丑不可外扬’。当自己心理上碰到一些问题的时候，觉得那是不太可以跟别人分享的一些事情。当学业跟自我照顾冲突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人会牺牲掉自我照顾这一部分。包括我的睡眠，包括饮食，包括心理健康这一部分。”允许孩子去表达他们的情绪，去接纳他们的情绪。(希望)家长们能够好好地去经营他们的家庭环境，去经营他们的亲子关系。使得他们的孩子在外面受到挫折，在最落寞、最孤独的时候，仍然觉得自己是有家可以回的，有亲人可以依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