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侨网5月26日电 据美国《侨报》编译报道，美国国家公共电台(NPR)网站当地时间25日刊登其记者凯特·周(Kat Chow)题为《我的“东方人”父亲：那些用来描述我们的词汇》(My 'Oriental' Father: On The Words We Use To Describe Ourselves)。作者在文中写到：

我的父亲1969年从中国香港来到美国。他说着夹杂着台山话的英语，在康涅狄格州生活。这位在美国生活时间是在亚洲的三倍的父亲，至今仍在使用“东方人”(Oriental)这个词。

这个词对他来说只是一种随意的形容。在我们路过一个被木板封住、曾经是外卖中餐店的商铺时，他会说“这个地方曾是个‘东方’饭馆”。

他并不是用它来表达贬义。他会用这个词来指和亚洲有关的一切事物，比如食物、商业、人甚至是一种想法。但我一直努力阻止他这么说。

“我们现在会用‘亚裔’这个称呼，”我告诉他。“那个词已经过时很久了。”父亲却只耸耸肩。我无法看清他被旧棒球帽和太阳镜遮住的表情。但我知道他会抬起眉毛，撇我一眼。

“我就是东方人，”他会这样回应。

在上世纪80年代，我的父亲在康涅狄格州哈特福特的郊区拥有一家所谓的“东方”餐馆。

这家餐馆与一所驾校共享一个停车场，但它并没有支撑很久。我只在地下室的箱子里看到那些褪色的菜单和木盘子。

这家餐馆叫做“莲花园”，名字给人一种高贵的感觉。菜单上有饺子、烤猪肉以及新鲜炒菜，还有我父亲自己亲自制作的甜点——椰子肉和香菜冰激凌的混合体。他到现在还乐于提起当时一位每天都来吃一大盘烤猪肉的顾客。

但除了这些烤猪肉，我很少听到父亲提起关于“莲花园”的故事。我知道，他对事物的喜爱程度并不像其他餐厅老板那样。作为他的孩子，如果我抱怨他的厨艺，他会告诉我味道并不重要，因为食物最终都要在胃里消化。不过，开这样一家餐馆是他的美国梦，是中国移民来到美国开中餐馆的悠久历史中的一部分。这就像是他的父亲离开广州去古巴开中餐馆一样。

“东方”餐厅已经是历史，但当我父亲称自己为“东方人”时，我总是忍不住思考。我需要提醒自己，父亲对这个词的看法和我不一样。对他来说，这个词是中性的，不好不坏。但当我听到这个词，我会立刻想到耍功夫的卡通人以及梳着辫子、咧着嘴笑的亚洲男人。我担心我父亲在邻居眼中就是这种形象。

我记得，当我9、10岁时，我和邻居一个女孩在街道上用粉笔画画。后来她生气说：“闭嘴，中国佬(chink)！”几年前我才意识到，她可能是从她父母那里学到了这个词，而她的父母可能是在谈论我的家庭。

“中国佬”一直就是带有歧视性的绰号。从上世纪60年代我父亲从香港移民至此地，美国人爆发式地开始探讨各种种族身份。许多学者和活动家摒弃“东方人”、“黑人(Negro)”等词汇，取而代之的是“亚裔”、“非裔”等词。前段时间，奥巴马总统通过一项法案，令联邦法弃用“东方人”一词。

这个年代出生的我因此受益良多。而我父亲辈的人并不太在意这些事。好在我理解他运用这些词的习惯，他也理解我抵制这些词的原因。

当我16岁时，我走进一家广东夫妇开的餐馆寻求工作。餐馆有一道墙，一边是吃传统薄底披萨的，一边是吃炒面的。我得到了服务员的工作，引领客人、为他们倒水、递送调料。我会给客人两种菜单，一种中式的、一种意式的。这种奇怪的举动会让客人苦苦思索一番。

经理点餐用英语进行，然后用中文写在纸上，交给厨房。有时他会用广东话与我交谈，但我的理解能力有限。每到晚上，中餐员工都会聚集在一起，喝海带汤、吃冬瓜炖牛肉。这些菜肴都不在菜单上，所以没有一位顾客知道。除了我的家人，这些人是我所接触的最“中国”的人。每晚这顿饭菜也是每天劳作后的慰藉。而且这种劳作只是将我们打了折扣的文化推销出去。

有一天，作为服务员的我在门口招揽顾客。“噢，你的英语真不错，”一位中年白人女子对我说。“希望是这样，”我生硬地说，不知笑容是否还挂在脸上。“我出生在这里。”

她并没有说，“你的英语对于一个‘东方人’来说很好。”但当时我认为，她就是这个意思。

就在那天，我感到，那种因为与和我长相相似的人聚在一起的舒适感突然不见了。我不想被看作一个群体的一部分，而想成为我自己。

我一直试图阻止父亲采用“东方人”的说法。一些原因是出于高尚的“公平正义”，但更多的是，我担心如果他一直这么说，别人会永远将他当做“外国人”，认为他从来不会真正属于这里。(李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