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的美国大选，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这不光是因为美国作为当代的世界强国，其领导者的人选会对美国本身的发展和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产生重要影响，也是因为美国自诩为当代民主制度的“典范”，并且要将自身的政治制度作为“样板”推销到所有其他国家。

然而，从美国却不断传来对金钱政治的批评和抗议之声。先是《今日美国》2015年4月10日预测“大量金钱对美国政治的操纵将在2016年的总统大选中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接着便是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在7月28日接受汤姆·哈特曼采访时哀叹“美国已经不再是民主国家了”，在9月23日接受脱口秀主持人奥普拉采访时再次宣称“美国民主已死”，因为美国政治体系已经扭曲成为一种基于庞大资金支持的“寡头政治”体系，该体系“将有能力但却缺乏经济后盾的参选者拒之门外”；8月4日，民主党提名人希拉里·克林顿指责共和党候选人“系统和故意地”阻止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投票，以达到其竞选获胜的目的。2016年4月2日，上千美国民众举行了“民主之春”的抗议活动，来自33个州的抗议者队伍从象征美国1776年独立的费城独立钟出发，步行200多公里达到华盛顿，11日聚集在国会大厦前静坐，要求国会立即采取行动，“结束政治中的金钱腐败，保证自由公正的选举”。400多名抗议者因“非法示威、集会、妨碍司法”被逮捕。13日，国会山警方再次逮捕了85人。该运动的组织者凯·纽柯克表示：“我们发动这场运动的目的，就是为了赢回一个能够代表所有人的政府，而非只是为亿万富翁服务的政府，也非只为那1%服务的政府。”

人们不禁要问：金钱到底如何影响和控制美国大选和美国政治？研究者们在评论美国的民主制度时，经常会引用的描述是：“金钱是政治的母乳”，它揭示出金钱对美国政治的影响是深入骨髓的。它在20世纪水门事件中达到了一个峰点。此后，为限制政治黑金现象的肆意蔓延，美国逐步制定了一些对政治捐款进行限制的法规。

然而，情况在2010年出现重大转折。美国最高法院在对“公民联盟诉联盟选举委员会案”进行裁决时，裁定对公司和团体的捐款不设上限，这使得“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可以在竞选中无限额捐款。允许“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向个人和企业筹集无限额捐款，改变了美国的政治格局，使那些百万和亿万富翁们可以更高效地向竞选者提供巨额的资金支持，主导大选的进程。据《今日美国》2015年4月10日披露，至少有11个白宫候选人联盟成立了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以筹集无限额捐款支持竞选，向支持2016年总统候选人的团体提供百万美元以上资金的捐款者数量大大超过此前历届选举。10月23日，美国最大的商业游说集团美国商会的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托马斯·多诺赫在记者早餐会上宣布，该商会将会“积极参与2016年选举的进程”，并“在选战中采取积极进取的战略”。这引起了竞选经费监督者们的警觉和担忧。

2014年4月2日对“麦卡琴和共和党全国委员会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的裁决中，美国最高法院以5比4的投票结果推翻了个人政治竞选捐款总额的上限导致情况进一步恶化。对这一裁决，斯蒂芬·布雷耶法官评论道：“如果说‘公民联盟案’是最高法院打开了一扇门，那么今天的决定就等于打开了防洪闸。”纽约州联邦民主党参议员舒默认为，这一裁决本身是一小步，但却是走向“毁灭”的又一步，其结果将导致人们对美国政治制度是否公正的怀疑。就连共和党资深参议员麦凯恩也预言说，美国今后将丑闻不断。“民主21”组织主席弗里德·韦斯默尔说，最高法院这一裁决将美国的“政府代表制变成了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的游戏沙池”。牛津大学教授斯特恩·雷根指出，“有钱能使鬼推磨”，这句话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响亮。你无法阻止金钱说话，但至少不能像现在这样嚣张。美国最高法院的决定是大错特错的，因为它让金钱具有了更大的发言权。

巨额捐助者通过金钱控制美国大选，成为美国大选的最大受益者。据统计，91%的美国国会选举都是由获得最多资金支持的候选人赢得，其结果便是美国的政策反映政客及其资金提供者的利益，却对广大国民造成损害。普林斯顿大学对1779份政策资料的分析得出结论：经济领域的精英以及代表了经济利益的团体对美国政府的决策有着实质性影响，而普通大众及代表大部分人利益的团体没有或者仅有很小的影响力。据美国财经博客网披露，2007年至2012年期间，在政治方面最为活跃的200家企业共耗费58亿美元用于联邦游说和竞选捐款，而这些公司却从联邦政府的生意和支持中得到了4.4万亿美元的回报，占美国个人纳税者向联邦政府所缴6.5万亿美元税款的2/3。这意味着，企业为影响美国政治花费的每一美元可以获取760美元的回报。希拉里·克林顿与其名下的克林顿基金会有着千丝万缕联系，而该基金会动辄接受大笔外来资金，有些捐助甚至超过1000万美元。《国际商业时报》资深撰稿人大卫·西罗塔曾做过如下计算：“在希拉里担任国务卿期间，她所在的部门共批准了克林顿基金会捐赠企业提出的总价值达1650亿美元的军火销售申请。”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指出：无限额的政治贿赂成为提名总统候选人或当选总统的主要影响因素，美国的政治体系已被颠覆为向主要政治捐助者提供回报的工具。美国参议员伯尼·桑德斯曾说过：“有些人认为国会控制着华尔街，然而真相是华尔街控制着国会。”

与此同时，对普通公民行使选举权的限制却日益严格。据《美国新闻网》2015年8月4日披露，一些州已经通过施加约束来限制投票权的行使。2010年以来，已经有21个州通过了新的法律来限制投票权的行使，一些州缩短了提前投票时间，其他的州则限制了证明合法选民身份的有效文件的数量。有14个州将在2016年的总统大选中首次实施限制投票权行使的新措施。《今日美国》2015年3月20日披露，美国2014年中期选举的投票率创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最低。美国的平均投票率为37%，最高为缅因州的58.5%，最低为印第安纳州的28.8%。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观察了2012年的美国大选后，一再建议美国解决对各阶层公民投票权的过分限制，尤其是许多选民因未能注册及诸多繁琐程序而不能参加投票。欧安组织民主制度和人权办公室认为，美国的2012年总统大选存在较大的违规。然而，美国政府却认为，美国的总统大选是民主的标准。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金钱对美国政治的影响日益直接、广泛和深入，美国民众对政治体制的信任程度同步下降。“共同事业”的始创者约翰·加德纳曾说过，在我们当今的政治体制中，没有什么比我们的竞选经费体制能带来更多的危害、更多的腐败和让公众更为疏远与不信任。盖洛普公司2012年6月的民调显示，美国公众对国会“非常有信心者”是6%，“较有信心者”是7%，两者相加为13%。2014年6月的民调进一步显示，公民的信任度还在继续下降，对国会“非常有信心者”是4%，“较有信心者”是3%，两者相加仅为7%。与此同时，美国民众对竞选人砸钱开展的宣传攻势越来越不买账。据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统计，在这次大选中，支持杰布·布什的“提升权利”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在2015年1月至6月共筹款1.03亿美元，他花掉的钱比其他任何一位竞选人都要高出至少近4倍。但令人惊讶的是，他的全国支持率不升反降，从7月中旬的12%—15%跌至3%—5%。这虽在意料之外，却在情理之中。正如共和党资深策略分析师斯科特·里德所指出的：“显然在本轮选举中，我们认识到‘金钱买不到真爱’”。

可见，美国的民主制度面临着内在的两难困境：限制金钱对政治的影响，体制就难以实际运作；放弃对金钱影响的限制，就会失去民众的信任和支持。这种深层次的矛盾恐怕是美国政治制度无法摆脱的“难言之隐”。

(作者为南开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副主任）